双凤村主要由彭氏和田氏两个家族构成，而彭氏家族人口较多而分为三个房族，即大房、二房和三房。在双凤村，每个房族都有自己的“公山”。双凤村两个家族的成员分布在以双凤村为中心的八个村子，这片区域被叫做“七寨半”。这些寨子分别是叭科、羊品沟、召且、反坡、沙湖、八吉、新寨。
资料来源：调查组实地调查。
这些村寨所处位置的海拔都比双凤村低，从双凤村孕育的三条小溪分别流经这些村寨，双凤村生态环境的好坏对这些村寨的生产与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双凤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散布在周围的两个家族的兴旺发达也就有着直接的联系。保护了双凤村的生态环境，也就保护了两个家族生存基础。历史上，在家族长的主持下，双凤村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在村民的记忆中，历史上，只有本村的村民偶有对家族“公山”破坏的行为，本村以外的村民（另“六寨半”的家族成员）几乎没有。双凤村家族成员偶有破坏行为，在寨老的主持下，对违反者进行了严格的制裁。在民国时期，本村人彭世早在禁山里砍伐杉树一株，寨老彭耀先召集家族成员，要彭世早当众认错，并要彭世早杀猪一头请家族成员吃，在寨老的主持下，立了一块禁山碑，以警示后人。也在同一时期，有人砍伐村边岩坎上的树枝作柴火，砍柴人被彭耀先处罚，要他修补村里的土地堂。由于《村规民约》制订的较为合理，执行得也十分严格，双凤村的家族“公山”得到了非常有效的保护。双凤村至今犹存的大量的千年古木，就是历史的见证。
2-2双凤村解放前各家族“公山”分布图
资料来源：根据双凤村老人回忆绘制。
双凤村村民对于家族风水林以外的森林资源是非常重视的。对家族内部的林地所有权是认同的，家族成员对林地所必须承担的义务与和享有的权利十分明确，在对森林资源利用与保护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为一种无言的契约，也是家族成员所共同遵守的规则，对于家族中的任何一个成员的行为有着无形的约束力。无论何时只要人的行为受到文化规范的控制，共同的惯例和传统在一个团体中的存在，使得人们能够和谐地在一起生活劳作。因此，只要一种行动体系在它的文化中具有合法性，人们就会较为自然地在文化的网络中生存发展，都有责任遵守规范。对于双凤村土家族社会的这种一般性的社会秩序的类型构成来说，个人追求的具体目标无论多么重要，家族的整体利益是不能被损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家族社会的个人利益、个人目标也只能在家族整体利益中得到实现。
从双凤村来看，这种权威结构在土家族社会里集中体现在家族组织之中。在土家族的家族村落里，其“政权”则掌握在由家族代表的社区领袖集团中，而社区内的各种组织与事件都给这些家族领袖提供了施展领导才能和尽其社会责任的场所。在土家族社会的森林资源利用与保护中，甚至在处理纠纷过程中，都体现出家族领袖（寨主）的权威性。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家族组织开始瓦解。在村寨事务中已经失去了基本的职能。原先的“七寨半”被按照国家的基层组织建设分为几个村，以村为单位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取代了家族经济共同体。在村寨经济共同体中更多地体现为个人或单个的家庭利益。个人或单个的家庭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把过去家族的“公山”视为村村可以取用的公共财产，过去靠家族组织维持的双凤村完好的生态环境也开始遭到破坏。再加上长期以来林业政策的诸多失误，给双凤村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较为严重的破坏森林的事情，发生在“大炼钢铁”的1958年和刚刚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1980年。村里的老人说，1958年对森林的破坏远没有1980年的那次破坏严重。毕竟，1958年对森林的砍伐还是有组织的，还知道哪些可以砍哪些不可以砍，对森林的破坏相对说来还是有限的。1980年的那一次砍伐，由于当时森林的产权极不明确，谁家砍的就是谁家的，所以，大家“像发了疯一样”，也根本不考虑自家是否用得着，是否卖得出去，甚至是否能够搬回家，先砍倒再说。当时，在山上放着大堆大堆的木头，大量的木头最后就烂在了山上。村支部书记田义元说：“现在从远处看，山还是绿的。走近了看，就会发现大树没几棵了。”直到1985年，双凤村遭遇了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旱，村里的每一口井都干了，人们的饮用水都要走十几里路去挑的时候，村民们才开始重新考虑村子周围的风景林和山上的树林对于他们是何等的重要，村民才又重新开始考虑设立管林员。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民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了深入的认识与理解，但由于在根本上未能很好地处理“公山”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尽管本村对村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村民对“公山”的破坏，但外村村民对这些“公山”的破坏则难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致对“公山”的破坏行为出现了屡禁不止的现象。
表2-11991年～2003年外村人前来破坏森林资源及处理情况表
资料来源：调查组实地调查。
双凤村为了能更
好地保护好森林，经过村民大会讨论，于2003年制定了“封山育林告示”，以此来限制人们对森林资源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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