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警予

向警予（1895～1928），原名俊贤，笔名振宇，乳名九九女、今湖南省溆浦县城人。出身于商人家庭。

警予八岁时，就读于其大哥创办的一所小学，开了溆浦女子公开入学的先例。她在学习中，喜读、爱听古代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幼小的心灵.常向往巾帼英雄飞渡关山、驰骋疆场的战斗生涯。十二岁随父去常德、居住在常德西路师范任教的大哥处，在大哥向先铖（中国同盟会湘西负责人）的影响下，她开始懂得一些革命道理。

中华民国成立的1912年秋，她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4年春，该校校长朱剑凡被免职，接任的校长是一位年逾古稀的前清翰林，思想保守。向警予和陶毅等十几个进步同学愤然退学，转入朱剑凡创办的周南女子中学，并将原名俊贤改为“警予”。

1915年，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全省学生无比愤怒，奋起反对。向警予丢开书本走出课堂，组织同学向民众揭露袁世凯卖国求荣的罪行，号召同胞们起来雪国耻，报国仇。有时由于过度悲愤，竟至晕倒在地，人们无不为其爱国真诚所感动。

1916年春，她毕业于周南，满怀“教育救国”的热情，回到溆浦创办男女合校的新型的溆浦女校。这是她立志改造社会，向封建势力挑战的一次重要实践。向警予四处奔波，筹集了一笔数额巨大的教育经费，但在创办之初，由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道德观念的影响，来上学的女孩，寥寥无几。她面对现实毫不气馁，常常手拿一把黄油伞顶风雪，冒雨霜，跋山涉水，行程百余里，深入乡村，登门劝学。在她的号召下，四乡家长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来上学，有些地方连二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也被送来了。而当时身为校长的向警予，只有二十一岁，校长学生俨如姐妹，一时被传为佳话。

向警予办学，力求改革，她取消读经，增设实用的缝纫和家政课，以平时成绩为主，尊重个性，以“自治心、公共心”为校训，反对把学生“驰驱之若牛马”。平时，她着重向学生灌输新知识，传播新思想。常常组织学生打着“清道队”的旗子，走出校门，扫除街道，改变学生贱视体力劳动的陈旧观念。并教育学生，宣传社会，破除对女子裹足的封建恶习。她还开办了缝纫、刺绣班，组织家境贫困的女生学习手工工艺，用自己劳动所得，解决学缮费用，培养她们自力更生的精神。

1919年，“五四”运动的革命烽火燃遍全国大中城市，也震动了山城——溆浦。向警予万分激动，带领师生上街游行，向市民宣传抵制日货，号召大家起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激发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

警予在溆浦办学三年，影响很大，女校由一个班，十几个学生，逐步发展到八个班，三百多学生，其中不少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骨干。可是，当时的当政者，并不真正关心教育，学校经费短缺无人问津，新的教育改革措施，屡被一些封建卫道士的恶意中伤和反对。特别是有的经她千辛万苦教育出来的、足称品学兼优的学生，一旦置身社会，却往往不能洁身自好，甚至误入歧途，这使她不得不抚膺常叹：“学校教育十年而不足，社会破坏一朝而有余！”然而，三年办学，也使她深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是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的。中国的出路何在？她经常利用寒暑假去长沙同毛泽东、蔡和森等好友共同探讨，获益不浅。

同年7月，驻溆浦的湘西镇守副使兼第五区司令周则范，不自量地托人致意向家，求婚警予。向家惊慌失措，学校同事也愤愤不平，警予却镇定自若，昂然直入周公馆，斩钉截铁地说：“警予以身许国，终身不婚。”使周则范瞠目咋舌，不知所措。不久，她接到蔡畅约她去筹备女子赴法勤工俭学的信，喜出望外，于同年秋，离开女校前往长沙。在省城她参加了毛泽东、蔡和森组织的新民学会。同年12月25日，她同蔡和森、蔡畅和蔡母葛健豪等人，束装赴法。抵法后，她以顽强的精神学习法文，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竭尽全力帮助蔡和森翻译马克思著作。共同的信仰和事业，把她和蔡和森的心紧紧连结在一起。于1920年6月，她与蔡和森在法国蒙尼达结了婚。

留法期间，警予在橡胶厂、纺纱厂做工，广泛地接触了在法的华工，深受工人阶级革命思想和感情的陶冶，积极带头参加各种革命活动。蔡畅曾评价她说：“警予在任何时间、地点，总是自然而然地最先行动和处于领导地位的人物。”

1922年初，她回到阔别两年的祖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她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后补执行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部长。她生活艰苦朴素，工作积极，以充沛的精力从事妇女运动的工作，她提出“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的著名论断，为中国妇女解放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1923年和1925年的中共第三、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警予继续被选为中央后补执行委员，继任妇女部部长。“四大”闭幕后，她在广州组建广东女权运动同盟，并担任第一届会长。她除了领导和发动广大劳动妇女参加妇女运动外还用很大精力去做上层妇女的工作。

1925年冬，中共中央派警予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春，她回到广州，不久去武汉，先后在武汉市总工会、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工作。同年4月，她出席中共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陈独秀继续顽固地推行右倾主义路线，向警予曾遭到歧视和排斥。此时，正值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之际，各地反革命势力剑拔弩张，伺机蠢动，武汉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在这里进行地下斗争的向警予，处境十分危险，有人劝她转移，她却说：“我的处境确有困难，但唯其如此，我更不能离开。”她仍然在武汉坚持斗争，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临危不惧，履脸如夷的大无畏精神。

1928年3月20日清晨，向警予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武汉国民党当局，使尽威胁、利诱、刑讯种种伎俩，终不能使向警予的革命意志有丝毫动摇。一个多月时间，那些帮凶者们一无所得，得到的仅仅是向警予的轻蔑和严词斥责。同年5月1日清晨向警予轻理鬓发，从容不迫地走出监狱，高呼口号，慷慨就义于汉口余记里，时年三十三岁。（奉锡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