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达

向达（1900～1966），字觉明，笔名加特、卡脱、佛陀耶舍、觉明居士，今湖南省溆浦县麻阳水人。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国际知名的史学界泰斗。日本历史学家称他为东方史学界的明珠。他同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文艺家舒舍予（老舍）一样，是我国少数民族的精英。北京大学一级教授。

向达幼年就读于县立高等小学，1917年毕业于长沙明德中学后，受“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投考北大、交大，学习理工科。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停学一年，翌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一年后，改学文史。毕业不久，在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当临时翻译，因他才华卓异而被整整留用六年。六年间，他白天从事翻译，晚上进修外语，不仅翻译了大量资料，还和梁思成合译了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又单独翻译了勒柯克的《高昌老古记》，开始接触中西交通史，走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学术道路。仅在1926～1929年的短短三年里，就发表了论文及译文十五篇。

1925年，向达去南京调查摄山的佛教艺术，他以深邃锐利的科学家的眼光，从石窟佛座前残余的衣纹和窟外的力士像，准确地推论摄山佛教舍利塔为南朝的作品，纠正了文献上作为隋代建筑的错误。次年，年仅二十六岁的向达，竟写出了《龟兹苏祗琵琶七调考源》近两万字的专著，震惊史坛。民国十八年他又写出《三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等名著，论证了唐代“俗文学”的产生，是渊源于“佛曲”；同时，还发表了论述汉、唐、明、清时期中国的内地文化，像美术等方面受到西方影响的著作，这在当时的年轻学者中，实属罕见。

1930年，他经同学赵万里介绍，去成立不久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任编纂委员会委员，这给他创造了更好的自学条件。此间不仅是古今中外名著瑰集之地，而且是南北学术名家云集之所，他得以接触一些名人博士，受益不浅。

1935年，向达作为交换馆员去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整理中文图书。翌年秋，去伦敦研究大不列颠博物院所藏的太平天国文书和斯坦因由我国甘肃敦煌莫高窟盗去的经卷。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伦敦加入“中国留英学生抗日救国会”。同年冬，由伦敦转赴德国柏林，研究普鲁士科学院藏的勒柯克由我国新疆吐鲁番盗去的古文书。此后，他又去巴黎研究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明、清之际天主教会在中国活动的一些文献和法国人伯希盗去的敦煌卷子。他一丝不苟的对这些流失在国外的我国珍贵史料，进行抄录、摄影，总计约为一二百万字，为抢救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秋，向达由法回国，先后担任内迁西南的浙江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2～1944年，他两度参加中央研究院组织的西北史地考察团，任考古组组长，工作于额济纳和敦煌一带。他下榻于莫高窟（千佛洞），在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工作。目睹我国历史文物遭受帝国主义掠夺、破坏后的残余景象，对少数名流学者又为一己私利，占据洞窟，恣意损坏壁画的卑劣行径而激于义愤，便在《大公报》上发表了题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力主千佛洞应由国家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并建议对大西北的历史古迹和自然资源进行调查研究，引起国内学术和文化艺术界的普遍关注，但未能引起国民党政府的重视。

向达从1935年翻译斯坦恩的《西域考古记》开始，写了《敦煌藏经过眼录》、《西征小记》、《莫高、榆林二窟杂考》、《张仪潮补传》、《两关杂考》、《敦煌艺术与西域的关系》等有关敦煌和西域考古方面的文章，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艺术史的重要论著。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到北京，目睹国民党政府真内战、假和平的种种迹象，愤慨万分，毅然投身于革命洪流。他早在昆明时，就曾撰文支持“一二一”运动；在北大，也多次公开讲演，痛斥国民党特务的丑恶行为。1946年12月31日，北大学生会被暴徒砸毁。翌日，他声色俱厉地当面斥责了这些肇事者。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于1848年发起著名的北平十三教授签署的《保障人权宣言》。后被国民党当局列为“大逆不道”的教授、学者名单中，向达居第三位。但一切利诱、威胁，都阻挡不了他倾向革命的决心。他参加过“反内战”、“反压迫”运动。曾冒着杀头的风险，秘密保护过地下共产党员。当国民党政府临近末日时，胡适曾三番五次劝他同去台湾，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向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校务委员、图书馆馆长，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并先后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1951年，他参加首批赴朝慰问团，赴朝鲜战场慰问，回国后，曾去新疆一带传达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雄业绩。

1957年，他和潘光旦衔命去南方视察，到了湘西苗族自治州的永顺、保靖、古丈等地考察。就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写成《向达、潘光旦的联合发言》一文，发表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第九至十六版上。他作为一个土家族的历史学家，着手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他的正当言行，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时，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并被划成“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又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他在1966年11月24日，六十六岁时含冤去世。

1980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他平了反，恢复了名誉，肯定了他一生中在历史研究方面的重大业绩。（奉锡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