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织锦历史溯源

1.湘西北土著先民的原始织造与賨布湘西北酉水流域是一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从已发现的龙山县里耶、保靖县四方城、永顺县王村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可以证明，早在4000多年前的原始社会，这一带就有人类栖息。从自然条件看，这一带也是原始人类理想的活动场所。在出土文物附近的龙山里耶“溪口”，有很多用土语称谓的地名，如：“里耶”（劈地）、“墨岔”（开天）、“泽头比桃”（溪口）、“阿撮”（岩屋）等等，都是土家本土原始文化区域。所以，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创造这些原始文化的人类集团的一部分应是土家族的古老先民。”（[1]湘西土家族[J]：吉首大学报，1981年第2期.）

即湘西北土著先民。而就是这个被称之为土家族主源之一的湘西北“土著”居民，早在石器时代就懂得利用野生纤维进行“织造”。从近十几年来的湘西北酉水流域考古资料表明，龙山县被称为“织锦之乡”的苗儿滩商周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石纺轮、陶纺轮、网坠和骨针等原始织造工具和彩色陶片等物品。尤其是在永顺县城南二里许的不二门小石林内，发现了六个以洞而居的古部落居住点，在1米多厚的文化层里出土了大量陶片，有鼎、鬲、簋、豆、罐多种器物。在这些陶片中多数印有明显的绳纹，也有少数麻布纹。绳纹每平方厘米约三根经纬，麻布每平方厘米经纬各八根。（[2]雷家森.挖掘民族服装文化，展示民俗旅游风姿[C].民族文化理论与实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650页.）虽比较粗糙，但已基本具有了布的雏形，可见，远古时期，湘西北的“土著”居民们就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织造”技术。

秦灭巴后，巴賨定居于黔中郡，即今天的武陵土家地区。“賨人”因称“赋”为“賨”，被称为“賨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有“秦昭襄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郡），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

湘西土家族织锦是酉水流域土家族传统的民间手工技艺。它以独特的方式蕴涵着本民族的文化心理，显露着不同时代的文化积淀，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力。土家织锦是土家地区社会发展历程的缩影，它作为民族民间工艺文化的有形载体，在中国工艺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土家织锦又是土家族显著标志之一，对土家族的认同性和凝聚力有着特殊价值。

这种賨布以葛麻为主纤维，是“.人”与武陵土著居民融合后，将巴国相对先进的织造技术结合土家族先民的原始织造而形成的一种织物。据《汉书》载，周代中原与西北交换纺织品，学会了“以毳毛织”的技术，并较为盛行。这是一种以纬纱起花的织造，它和当时一般织造的经纱起花又有所不同。《史记·西南夷传》中又云：汉代居住在西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受中原的影响，也学用各种颜色的毛纱，织成斑斓多彩的斑。（[3]田顺新.土家织锦的历史和传统图案构成、色彩的探讨[C].土家族研究论文集.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页.）

斑又称细斑花，后演化成麻质或木棉类的斑布。斑影响了五溪地区的织造，大大促进了当地布的发展。

2.兰干细布

两晋南北朝是我国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賨人的另一支与濮融合的僚结合乌蛮而形成为僚族，僚族进入“五溪”后，又融合于酉水流域的土家先民之中，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兰干细布”。作为赋税进贡的賨布就是后来的“兰干细布”。《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兰干细布，织成文如绫锦”，显然，兰干细布颇有几分“斑賨”的影子。始编于清乾嘉年间的《故训匯纂》也对“兰干”作了注释：“‘兰干’獠言紵”。獠（僚）族属的解释历史上有多达十余种，但僚在史籍上正式出现则是在魏晋，陈寿《益都耆旧传》云：“平南事讫，牂牁、兴古僚种复反。”张华《博物志》：“荆州及南界至蜀，诸民约僚子。”湘西古属荆州南界，也是牂牁之东邻，这里有僚是肯定的。《宋史·蛮夷传》记：“宝元二年（1039），辰州佶僚三千余人款附，《永顺县志》注‘（仁宗）二年，下溪州（今永顺）刺史彭仁羲击辰州佶僚有其地，自号如意’。”同时，从晋至唐宋，僚人不断归化，逐步同化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中，其中，包括酉水流域的土家族先民。潘光旦教授曾认为“土家也不是僚”，这只是说“僚”不是构成土家族的主流，但不否认土家族系中有“僚”的成分。土家族是一个古代多部族的民族融合体。

当然，史籍上将賨与僚、戎当成一个“部族”是历史的局限，也是欠严谨的。它们三者的确有联系，而且僚、戎中的一部分后来融入巴（广义）和賨是事实。然而，是板楯蛮賨人为主体构成了南北朝始见于历史的“僚（獠）族”，所以，有的历史文献就直接称板楯蛮为僚（獠）。僚人最善于“绩织细布”，即著名的“僚布”。僚布与賨布同样都是以麻类纤维为其原料而织成的，属同类织物。其实，“僚布”及“兰干细布”只是相对当时一般粗糙的其他织物而言较“细”，从现贵州安顺一带僚人后裔所织的“僚布”来看，其结构粗细与西兰卡普基本相同。僚在土家族先民中的融合带来了相对先进的织造技术，促进了酉水流域賨布的发展。同时也是由于“賨人”的构成及所属发生了变化，“賨布”的名称也随之变化，被称之为“兰干细布”。也就是说，湘西北的賨布与兰干细布基本是一回事，只是两者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群中的叫法不同而已。

“纻”（紵），是一种苎麻类织物，朱辅《溪蛮丛笑》认为：“兰（蘭）干，僚言纻巾。有绩织白纻麻，以旬月而成。”这就是说用苎麻搓捻成线而织布，要十天半月才能成，比一般的“布”要复杂，“兰干细布”是以苎麻织成的布了。但是这种“兰干细布”有“纹样”，与普通的“麻布”有所不同。《溪蛮丛笑》又载：“……布与纻布殊。亦染成五色，织为斑布。”按一般原理，普通的原布是纤维的本色，色布是织好之后再进行漂染上色，而这里的兰干细布却是将染成五色的线再织成的布，所以这种“布”所呈现出的“斑”花“文如绫锦”。在当时，绫锦通常是指以丝织成的花色织物，而兰干细布是麻制品，但纹样五色，可与绫锦相媲美。

“兰干”如今仍然是现湘西北地方方言中的一个词汇，作为音译之词，本应作“栏干”，意为纵横交错、条状结构的图纹。因此，“兰干细布”又理解为一种带有条状或网状纹饰的麻布，这与现今湘西五溪地区民间织造的那种“格皂布”或“干干（幹）布”的家机土布很相似。直到现在，土家人民仍把织绣出来的条状图纹叫做“兰干”或“梅条”。更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西兰卡普都由中间主体图纹和两端“档头”两部分组成，而“档头”一直都保持着普通简单的“平纹”组织结构，这两端的“档头”名称仍然被称为“兰干”或“卡它”。从现知的西兰卡普上百余种传统图纹来看，全部都是直线造型，几乎没有曲线存在，一直保留着类似“兰干”造型的风格特点。

在自然生态上，秦汉时期的西南诸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处于一种半原始状态的生产方式之中，绝大部分地区还以渔猎和刀耕火种为主，织造水平很低。这与中原、荆楚、川蜀地区相比还十分落后，几乎属“荒蛮”之地。因此，历史上能与中原等先进地区织造相提并论，并作为赋税贡品的织物只有土家族先民的“賨布”，也就是后来的“兰干细布”。所以不论是从语言的角度考虑，还是从民俗方面的印证，“兰干细布”与当今的土家织锦的内在联系是肯定的，“兰干细布”已经具备了初级“锦”的雏形。正因为如此，清同治《永顺府志》和民国1939年版《龙山县志》都一致认为：“汉传载兰干，兰干，僚言纻……绩五色线为之，文采斑斓可观，俗用以为被或作巾，故又称峒巾。”“兰干细布”是近代土家铺盖的前身，是有一定根据的。

在賨布、兰干细布向“锦”进化过程中，武陵山区周边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借鉴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酉水流域，历史上就有“楚南”之称。从2002年湘西北腹地里耶考古出土的36000枚“秦简”中可以见到，书写的文字几乎没有秦统一中国后颁布的“小篆”体，而基本上都是被书学界称为楚文化遗存的“楚简体”。在土家织锦中有一种叫做“仆毕”的图形象，土家语为“小龙花”，跟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出土的褐地矩纹锦对照，两者的散点连续的几何构成表现手法和龙山文化造型特点风格如出一辙。时隔2000多年，两种织物还如此相似，可见他们走得还不太遥远。（[4]汪为义.湖南民间美术大全·民间织锦[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8页.）

据史书记载，三国时的蜀昭烈帝章武元年至二年（221—222），分酉阳县置黔阳县（今湘西龙山），县治在今酉水北岸龙山境地。昭烈帝刘备遣侍中马良携带金银、织锦（蜀锦），到武陵笼络五溪诸族，并授官封爵。当时汉代蜀郡的蚕桑已名列全国第二，东汉时已享誉中华。三国时期（223）诸葛亮入南平乱，不断“移民实边”，制定了“南中政策”，把农业、桑蚕、织锦及其织造技术传到西南诸少数民族地区。清《遵义县志》载：“用木棉染成五色织之，质粗有文采。俗传武侯征铜仁蛮不下时，蛮儿女患痘，多有殇者求之，教织此锦，为卧具生活，故至今名曰武侯锦。”这种武侯锦即现代的贵州苗锦。同样，黎平的侗锦亦被称之为“诸葛侗锦”。所以，蜀锦对西南诸少数民族织造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当时蜀领地的黔阳县（今湘西北酉水流域一带），就是现代土家织锦最盛行的地区。而湘西北土家地区又与历史上被称为“铜仁蛮”的黔东铜仁地区紧密相连。元代以前，这一带本来就是同一个自然行政区，因此，蜀国的“南中政策”同样会恩泽这一片土地。当时的诸葛亮为壮国力，充军资，呼吁“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5]蜀锦史话编写组编.蜀锦史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页.）发展织锦以带动耕农植桑。蜀锦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多彩的花色品种，不仅影响了湘西地区的“賨布”和“兰干细布”，也大大促进了当地的农耕技术。

当然，土家织锦与蜀锦在织造工艺上不尽相同，与周边的侗锦、苗锦也存在相当的差异，但土家织锦的现代织造方法，仍保持使用一种古老的“腰机式斜织机”，这种“斜织机”是在原始的“锯织机”的基础上改进的，其织幅较窄，操作时脚踏提综，经线开口，引纬打纬。这种织机与1957年成都（原蜀锦之中心）曾家包土桥汉墓出土的大型石浮雕画中的斜织机有惊人的相似，两者相距上千年之久仍如此相似（[6]汪为义等.湖南民间美术大全·民间织锦[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8页.），可见相互的影响之大。

3.溪峒布与土锦

自唐以后，賨人僚人等都已经融合于土家民族之中，此后，作为赋税之用的賨布、兰干细布，仍然是湘西北土家族先民进贡朝廷的重要地方性物品。据《宋史·蛮夷》记载：“乾德五年……允足等溪峒蛮酋豪据山险，持两端，故因其入朝而置之内地。”这里所指的“溪峒蛮”就是专指以湘西北五溪一带的土家人，“溪峒”一词也就成了这一带地域的专用代词，史籍上称之为“九溪十八峒”。正因为“溪峒”出产这种有地方特色的纺织品賨布（兰干细布），所以史籍上就将这种特产以地域而命名，称之为“溪峒布”或“溪布”、“峒布”等。清乾隆《乾州厅志·艺文》（卷三十六）中有“賨人峒布宽新赋”的赞誉，就证实了峒布是从賨布发展演变而来的。

清《龙山县志》中对“溪峒布”是这样描述的：“渍五色线为之，文采斑斓可爱，俗用为被或衣裙、或作巾，故又称峒布。”在当时，湘西及五溪地区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棉”，中华民族对棉的大面积推广使用应该是明以后的事。溪峒布是先将苎麻“渍”浸沤，得麻纤维，再将苎麻纤维线染成各种颜色，然后进行编织，故织出来的布才可能是“文采斑斓”。而这种图纹显然已远远比“兰干”条状或网状的图纹更丰富复杂，这时的“溪峒布”显然已具备了“锦”的典型特点。除麻制品外，蚕丝已在酉水流域多有利用。五代后晋（940）著名的“溪州铜柱”上记载“耕桑”就有三处：“剽掠耕桑”、“尔宜无扰耕桑”、“克保耕桑之业”等。从现代可见到的古代遗存土家织锦精品，大多都是用粗蚕丝头所织。

土司时期，“溪峒布”已非常著名，不仅广泛被民间用于服饰、被面和盖衾之面料，而且还成为土家族土司酋帅向朝廷进奉的贡品，它包括成衣的家机布和“土锦”两大系列。据《宋史》上说：北宋天圣三年（1025），上知州赵君佐贡溪布、虎皮；六年（1028）“溪州蛮”彭仕端、仕羲等来贡溪布；元祐四年（1089）溪峒彭于武等进溪峒布等。对宋朝廷而言，湘西彭氏进奉的溪峒布是溪峒地域最著名的贡品，而湘西彭氏土司所辖管的上下溪州，就是今天的湘西北永顺和龙山、古丈一带，这里正是土家织锦的故乡，历史与现实不谋而合。土家织锦是历史上“溪峒布”中的佼佼者。

明清以后，土家族的织造技艺有了进一步提高。特别是“棉”的普及和推广，为土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在这之前，土锦只能以麻纤维和蚕丝为主要原料，而麻纤维相对费工费时，且“柔”性不够。蚕丝则原料有限，且成本昂贵，难以普及。直到清康熙年间，土家族地区还少见棉花，正如清同治《宜昌府志》（卷十一）记载：“（鹤峰）工匠皆自外来，其地不产棉桑。”“改土归流”后的清嘉庆时期，上溪州（今龙山）虽已有棉，但苎麻仍然是织布织锦之主料。有清嘉庆《龙山县志》（卷七）为证：“客（汉）妇善纺棉。唯不善织……五月间麻熟。妇女群沤而渍之，织成布。”直至清代后期，酉水流域才有了棉花的种植，但产量有限，根本不能满足人们织布织锦的需求，大量棉花来自常德。同治《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中说：“境又檀桐油之利，以故江右楚南贸易者麇至，往以相波，返以棉花，年来更为辐辏。”而“楚南”就是今常德洞庭湖一带，人们习惯将这种棉花称为“湖花”，而将本地产的则称为“乡花”以示区别。

《大明一统志》记载“土民喜五色斑衣”，而《蜀中广记》（卷三十八）记有：“石耶长官司……人织斑布为衣，佩长刀而捕猎。”“邑梅长官司……其人异语蛮音，衣穿斑布。”“斑布”，顾名思义，是一种有斑斓花纹的织物，“斑布”以形彩而得名。隋代《隋书》云：“诸蛮多以斑布为饰。”《南州异物表》又记：“五色斑布，以丝布古贝木所作。”《南史·夷猪》载：“林邑国有古赌，其华成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布与纻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织为斑布。”显然，斑布比纻布（兰干细布）又进步了许多。所以，清乾隆《永顺县志》有“斑布”的记载：“土妇颇善织，有用麻，工与汉人等。土锦或丝经棉纬，一手织纬，一手挑花，遂成五色。其挑花用细牛角。”清嘉庆《龙山县志风俗》（卷七）亦载：“土妇善织锦、裙、被，或经纬皆丝，或丝经棉纬，挑制花纹，斑斓五色……又有土布、土绢、峒巾，皆细致可观。”可见，当时“土锦”这一特定的纺织品，从织造方法到“斑斓五色”的图纹，都基本趋于成熟，它与普通的土布、无图纹的土绢、刺绣品峒巾都拉开了距离。特别是清“改土归流”以后，清政府强行推行满汉文化，将土家人的“男女服饰不分”改为男女服装分离，一律要穿着满襟。清同治《保靖县志·示禁短衣赤足》记有当时对土家本民族的传统服饰则必须“分别服制革除唱和，应加严禁”。原五彩斑斓的衣裙受到限制，从而使作为土家“五彩斑衣”中的主导性织物土锦失去了施展的“舞台”，不得不退出服饰领域而重点向被盖饰品专业方向拓展，并由成衣的细布演化为做被盖的粗质布。色彩纹饰也更加大胆艳重，继而发展成为土家族纺织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标志物——西兰卡普。

清代同治年间，土家族诗人彭施铎描绘溪州土司王古都老司城的繁华场景，在一首《竹枝词》中写道：“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点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昔日被称为“城内三千户，城外八百家”的福石城中，土家织锦早已深入到千家万户，家家都是以土锦作“窝”床，用土锦当被盖。土家人如此喜爱土家织锦，普及之广，影响之大，正是土家织锦千年不衰、繁荣昌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国时期30年代，土锦就已远近闻名，并走出国门。据1939年《龙山县志》记载：土锦“近有征往长沙、南京及东西各国备品列者（展览），惜千数百年来不知改进……”新中国成立以后，土家织锦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1957年土家族被国家确定为单一民族，土锦随之被称之为“土家织锦”。随后土家织锦被推向全国，为世人所关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政策的落实，土家织锦再一次得到应有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随着湘西旅游业的逐渐兴起，龙山、永顺相继办起了以龙山县民族织锦厂为龙头的一批商业性企业作坊，曾“红火”一时。1988年，龙山县民族织锦厂顾问、土家族织锦老艺人叶玉翠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荣誉称号。1989年，

湘西土家织锦在南斯拉夫国际博览会获金奖。但由于没有把握好市场规律和价值规律，“企业作坊”先后被市场淘汰，土家织锦又重新回归山寨农舍。

2003年，国家确立了以湘西北酉水流域为中心的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区，省州县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努力，为创立这个国家级品牌的民族瑰宝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2005年土家织锦被湖南省评定为全省民族民间十大优秀文化遗产，并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近年来，吉首大学、云南大学、武汉科技学院等院校纷纷来湘西北创办科研教学基地。2005年深秋，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织锦专业委员会年会暨土家织锦研讨会，在酉水河畔的历史文化名镇龙山县里耶召开，吸引了国内外众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前来考察研究，对土家织锦评价极高。

综观上述，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土家织锦通过土家人民世世代代的辛勤劳动创造，孜孜不倦地不断充实完善传承。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从浩瀚的历史烟波中看到其源其流，以及自身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成熟的这样一条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脉络。

土家织锦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賨布→兰干细布→溪峒布→土锦→土家织锦是其发展的主流，而且因人文、自然的种种因素，它发源于酉水流域，并生根、发芽、开花而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同时伴随土家织锦的成长，土家族自身也得以不断的融合、成熟。不可忽视的是在土家织锦的发展历程中，周边各种文化的影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斑”的纬花，“楚锦”的图纹，“蜀锦”的织造，“僚布”的技术等等都大大充实和促进了土家织锦的完善成熟，最终成就了今天的辉煌。因此，从酉水流域土家织锦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它既有民族历史的成因，又属经济文化的范畴。它既是土家织锦的发展史，更是土家民族形成过程和土家地区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缩影。

云锦是贵族的，宋锦是文人的，蜀锦是官方的，只有这个带“土”字的“西兰卡普”才是真正意义上劳动人民自己的东西。虽然它也曾经为历史上皇家贵族所钟爱，成为贡品，但西兰卡普始终保持着“平民”本色，一直是在土家族民间传承发展。在中华民族的织锦大家庭中，土家织锦一直保持着本民族、本地域独特的工艺特征和艺术魅力，独树一帜，让世人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