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织锦的民族民俗价值

土家织锦与土家语言、土家民俗共同构成了土家族最显著的标志，影响着整个土家社区。而土家织锦又是其中唯一能固定时空、跨越历史长河的平面直观的视觉形象。

民俗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程式化的生活方式和日常行为的规范与传承。土家织锦首先是民俗的产物，它与那些纯美术不同，主要目的不是艺术审美，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依附织锦的本身和使用行为而出现，具有明显的民俗功利目的，是土家人在观念和精神上民俗心态的物质反映。土家织锦与土家民俗息息相关，它已渗透于土家人生活生产及宗教信仰中的方方面面，并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土家人从小就与土家织锦结下了不解之缘：婴幼儿时盖织锦，长大懂事织织锦，结婚陪嫁选织锦，夫妻恩爱伴织锦，舍巴摆手披织锦，祭祀先祖供织锦，当了外婆送织锦，人生去世葬织锦，“火把酒”后接织锦，生生死死都不分不离。所以，西兰卡普成为姑娘“价值”的重要标记。它也不仅是一种生活用品和民俗的载体，更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是生命的徜徉，是物与人的统一。织锦与民俗的结合已经成为土家人生命中的一部分。在土家婚嫁中，其主要程序都是由土家织锦联系起来的，土家织锦已成为对民俗传承的重要手段（图7-10）。 

（图7-8  土王一颗印）

（图7-9  福禄寿喜）

“台台花”是最具代表性的民俗图案，也是最具典型性的民俗用品。其特定的使用空间，是一种湘西北酉水流域特定的地域文化现象。盖裙的图案选择只能用“台台花”一种，这就更为盖裙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盖裙是外婆“看（望）月子”时必须送给小外孙的礼物之一。盖裙不但美观漂亮，而且实用，还有防范白虎、保护小孩生灵的功能。在土家人的民俗活动中，土家织锦更是举足轻重。“舍巴日”的摆手，人们隆重地挂起类似远古图腾的土家织锦四十八勾，身披象征铠甲的土家织锦而翩翩起舞。土家织锦与土家民俗密不可分（图7-11）。

（图7-10  用作嫁妆的土家织锦）

土家织锦物与人的一体、外界与本体的一致是织锦人格的象征。土家织锦不仅仅只是一种民俗的实用物品，更是充分表达土家人精神世界的载体。土家姑娘在织造西兰卡普和土家花带时，把自己人生的寄托和梦想都一起织了进去，土家织锦与土家姑娘的一生息息相关。所以，土家织锦是物化的人，是人化的物，是土家姑娘思想情操的具体体现。以物寄情，以情还人，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正是中国传统精神的集中体现。

（图7-11  身披象征铠甲的土家织锦跳摆手舞）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土家族家庭妇女来说，其生活就在民俗的圈子之中。在这些“女红”文化的土家织锦里，独特的“生活器物类”图纹就是民俗生活的具体表现，她们将家居的椅子、桌子、背笼、粑粑架等最不起眼的东西，经过巧妙的“加工”而后搬上了织锦，成为美丽的椅子花、桌子花、背笼花、粑粑架花等。她们也将民俗事象的老鼠嫁女（热比郁坡）、双凤朝阳等作为织锦图纹的表现内容。她们还将民间宗教信仰和故事传说，演化成为兄妹成亲《雍妮补所》的“台台花”，吉祥如意的万字格（扎土盖）。显然，千姿百态的土家织锦图纹都离不开民族民俗，是以民族民俗为源泉的加工和再创造。

然而，土家织锦发展和创造又必须受到民族民俗的影响和制约。土家织锦的实用性主要是做铺盖面子，所以，面积一般都比较大，质地也要求厚而结实。其三块织锦镶拼的大小大多都在100厘米×120厘米左右，最高的可达152厘米，最宽的为横四块相镶拼，有146厘米。即使是小孩用的摇窝小被，一般也在80厘米×80厘米左右。加上土家人居住的房子光线比较暗，细花纹看不清楚，因此，土家织锦必然要图纹粗犷，色彩强烈。制作工艺也与普通的布料拉开了距离，宜粗不宜细，宜厚不宜薄，一床土家织锦的铺盖可用几代人是常事。同时，土家织锦里的图纹内容和造型的处理，也必须合乎民族民俗的观念，不能随心所欲地乱来。许多图纹样式都已形成了固定的模式，有一套基本法则，必须大家都认可。八勾、十二勾、二十四勾、四十八勾，勾的数量和勾的样子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台台花必须由“朴毕伙”（小船）、“泽哦哩”（水波浪）和“阳雀的眼睛”的“面纹形”三种纹样组合构成，缺一不可！如果变了样，就不符合《雍妮补所》的传说，那么它就不是大家心目中所要表达的“东西”，大家不认可，这就是“约定俗成”。

土家织锦的形成发展和价值取向都离不开民俗民风。反过来，土家织锦的兴衰也直接影响着土家民俗民风。现实告诉我们，在湘鄂渝黔的土家社区里，在土家语言、民俗活动“舍巴日”消亡的地方，是绝对不可能生存土家织锦的。这就是至今原生态的民间织造只能生存在湘西北酉水流域的根本原因。因此，土家织锦对土家民族增加认同性和增强土家民族的凝聚力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是联系土家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