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蘭）干细布

（图2-5  武陵山区及周边历史民族大迁徙示意图）

两晋南北朝是我国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賨人的另一支与濮融合的僚结合乌蛮而形成为僚族（彭秀枢：《土家族源新议》，湘西州民委编《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1983年，第18页。），僚族进入“五溪”后，又融合于酉水流域的土家先民之中，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兰干细布”。《华阳国志》卷四中称：作为赋税进贡的賨布就是后来的“兰（蘭）干细布”。对于兰（蘭）干细布《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是这样描述的：“兰（蘭）干细布，织成文如绫锦”，显然颇有几分“斑罽”的影子。始编于清乾嘉年间而丰富于现代的巨著《故训汇纂》中对“兰干”的词注是这样的：“‘兰干’獠言紵”。

獠（僚）族属的解释历史上有多达十余种（谢心宁：《从湘西酉水流域崖墓的族属看土家族源》，湘西州民委编《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1983年，第271页。），但僚在史籍上正式出现则是在魏晋。陈寿《益都耆旧传》云：“平南事讫，牱、兴古僚种复反。”张华《博物志》称：“荆州及南界至蜀，诸民约僚子。”湘西古属荆州南界，也是牱之东邻，这里有僚是肯定的。《宋史·蛮夷传》记：“元宝二年（1039年），辰州佶僚三千余人款附，《永顺县志》注‘（仁宗）二年，下溪州（今永顺）刺史彭仁羲击辰州佶僚有其地，自号如意。’”同时，从晋至唐宋，僚人不断归化，逐步同化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中，其中，包括酉水流域的土家族先民。潘光旦教授曾认为“土家也不是僚”，这只是说“僚”不是构成土家族的主流，但不否认土家族系中有“僚”的成分。土家族是一个古代多部族的民族融合体。因此，只有弄清了“僚”，才能正确地理解整个湘西及其“五溪”地区的织锦发展渊源，包括土家锦（西兰卡普）、湘西“仡佬”苗锦（牛肚被面）及其相互的关系。图2-6所示为酉水，酉水古称“酉溪”，流经鄂、渝、湘三省边区，酉水流域是土家族文化的中心，酉水被誉为土家族的“母亲河”。

（图2-6  酉水）

獠（僚）为西南夷名，柳宗元《安南都护张公墓志铭并序》中有“去之则夷獠复乱”的记载。《资治通鉴·晋纪十九》有“蜀土先无獠”之说。可见獠当时是在与古代蜀不远的周边地域，即今四川渝州的綦江、南川一带，而这一带地区正是当时板楣蛮活动的地区。在古代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一般都习惯将板楯蛮（賨人）与獠混为一谈，《宋史·蛮夷四》说：“渝州蛮者，古板楯七姓蛮，唐南平獠也。”《舆地纪胜》卷一百八十“南平军”项所引熊本《建（南平）军奏》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夷人即古巴郡板楣七蛮，南獠之故也。”而较准确的对獠的注释是《集韻·巧韵》：獠是“戎夷别名”，认为獠即是戎。而直接将戎（獠）与板楣蛮（賨人）联系起来的是《广韵》，记有“賨，戎税也”，认为戎（獠）也将其税赋称为“賨”，那么，板楣蛮与戎（獠）的共性就不言而喻了。《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一又对“戎”的居住地作了具体指定：“辰州（今沅陵），蛮戎所居也。”而辰州所属地域正是沅水、酉水流域，即现代的湘西北一带，而这一带又正是古代板楣蛮的最后落脚点。除盘瓠三苗外，这里主要居住的是土家族。从众多的史料及湘西土家族有名大家族的“家谱”记载可知，湘西北许多土家人都是从辰州迁移出去的。但直接将巴与戎联系起来的是《荀子·强国》中的记载：“秦西有巴戎”，戎后来也成为了巴的一个部分。其实宋以后，僚从原活动于古代巴人后裔的周围而相继深入湘西北五溪地区。南宋叶钱序在《溪蛮丛笑》记有：“五溪之蛮，皆盘瓠种也。聚落区分，名亦随异。源其故壤，环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苗、曰、曰僚、曰僮、曰仡佬。”之后，此区域施州、溪州、澧州等土家族居住区内的地方史志中又具体称僚为“蛮（夷）僚”。《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说：黔州“杂居溪洞，多是蛮僚”，“此县民并是夷僚”。在这里，“蛮”或“夷”当然指的是巴人（包括板楯蛮賨人）的后裔，正说明巴与僚长期杂居，亲密无间，一部分僚人已逐渐融于土家族先民之中。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上的賨-獠-戎-巴是相互关联的。

图2-7所示为沅、酉水河流域的古僚人悬棺。

（图2-7  五溪悬棺）

当然，史籍上将賨与獠、戎当成一个“部族”是历史的局限，也是欠严谨的。它们三者的确有联系，而且獠、戎中的一部分后来融入巴（广义）和賨是事实。然而，是板楣蛮賨人为主体构成了南北朝始见于历史的“僚（獠）族”，所以，有的历史文献才直接称板楣蛮为僚（獠）。僚人最善于“绩织细布”，即著名的“僚布”。（刘美崧：《试溯湘西土家族的族源》，湘西州民委编《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篇》，1983年，第225～228页。）僚布与賨布一样都是以麻类纤维为其原料而织成的，属同类织物。其实，“僚布”及“兰干细布”只是相对当时一般粗糙的其他织物而言较“细”。从现贵州安顺一带僚人后裔所织的“僚布”来看，其结构粗细与西兰卡普基本相同。僚在土家族先民中的融合带来了相对先进的织造技术，促进了酉水流域賨布的发展。同时也是由于“賨人”的构成及所属发生了变化，“賨布”的名称也随之变化，也叫作“兰干细布”。也就是说，湘西北的賨布与兰干细布基本是一回事，只是两者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群中的不同叫法而已。

（图2-8  卡它兰干）

“兰干”在湘西北土家族先民中即“纻”（紵），是一种苎麻类织物。同时，朱辅的《溪蛮丛笑》亦认为：“兰（蘭）干，僚言巾。有绩织白麻，以旬月而成。”这就是说用苎麻搓捻成线而织布，要十天半月才能成，比一般的“布”要复杂，可见“兰干细布”是以苎麻织成的布了。但是这种“兰干细布”又与普通的“麻布”有所不同：“……布与布殊。亦染成五色，织为斑布”，有“纹样”。按一般原理，普通的原布是纤维的本色，色布是织好之后再进行漂染上色，而这里的兰干细布却是将染成五色的线再织成的布，所以这种“布”所呈现出的“斑”花“文如绫锦”。在当时，绫锦通常是指以丝织成的花色织物，而兰干细布是麻制品，但纹样五色，漂亮可与绫锦相比。

“兰干”如今仍然是现湘西北地方方言中的一个词汇，作为音译之词，本应作“栏干”，意为纵横交错“条状结构的图纹”。因此，“兰干细布”又理解为一种带有条状或网状纹饰的麻布，这与至今湘西五溪地区民间织造的那种称为“格皂布”或“干干（幹幹）布”的家织土布很相似。直到现代，土家人仍把织绣出来的条状图纹叫做“兰干”或“梅条”。更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西兰卡普都有中间主体图纹和两端“档头”的附属部分，而“档头”一直都保持着普通简单的“平纹”组织结构，这两端的“档头”名称仍然被称为“兰干”或“卡它”（图2-8）。从现知的西兰卡普上百余种传统图纹中，全部都是直线造型，几乎没有曲线存在，一直保留着类似“兰干”造型的风格特点。

在自然生态上，秦汉时期的西南诸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处于一种半原始状态的生产方式之中，绝大部分地区还以渔猎和刀耕火种为主，织造水平很低。这与中原、荆楚、川蜀地区相比还十分落后，几乎属“荒蛮”之地。因此，历史上能与中原等先进地区织造相提并论，并作为赋税贡品的织物只有土家族先民的“賨布”，也就是后来的“兰干细布”。所以不论是从语言的角度考察，还是从民俗方面印证，“兰干细布”与当今的土家织锦的内在联系是肯定的，“兰干细布”已经具备了初级“锦”的雏形。正因为如此，清同治《永顺府志》和民国1939年版《龙山县志》都一致认为：“汉传载兰干，兰干，獠言……按：布即苗（土家）锦。绩五色线为之，文彩斑斓可观，俗用以为被或作巾，故又称峒巾。”“兰干细布”被看作是近代土花铺盖的前身，是有一定根据的。

在賨布、兰干细布向“锦”的进化过程中，武陵山区周边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借鉴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酉水流域，历史上就有“楚南”之称。从2002年湘西北腹地里耶考古出土的三万六千枚“秦简”中可以见到，书写的文字几乎没有秦统一中国后颁布的“小篆”体，而基本上都是被书学界称为楚文化遗留的“楚简体”。表现在西兰卡普中有一种叫做“仆毕”的图纹形象，土家语为“小龙花”，跟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出土的褐地矩纹锦对照，可见两者都由散点连续的几何构成，并与龙山文化造型特点风格如出一辙。时隔两千多年，两种织物还如此相似，可见他们走得还不太遥远（汪为义，田顺心，田大年：《湖南民间美术大全·民间织锦》，湖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第29～38页。）（图2-9、图2-10）。

（图2-9  “仆毕”小龙花）

（图2-10  战国楚墓“褐地矩纹锦”）

据史书记载，三国时的蜀昭烈帝章武元年至二年（221-222），分酉阳县置黚阳县（今湘西龙山），县治在今酉水北岸龙山境地。昭烈帝刘备遣侍中马良携带金银、织锦（蜀锦）（图2-11），到武陵笼络五溪诸族，并授官封爵。（《湘西州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页。）当时汉代蜀郡的蚕桑已名列全国第二，东汉时已享誉中华。三国时期（223）诸葛亮入南平乱，不断“移民实边”，制定了“南中政策”。把农业、桑蚕、织锦及其织造技术传到西南诸少数民族地区。清《遵义县志》中就载有“用木棉染成五色织之，质粗有文彩。俗传武侯征铜仁蛮不下时，蛮儿女患痘，多有殇者求之，教织此锦，为卧具生活，故至今名曰武侯锦。”（参见宋金良《苗锦艺术》。）这种武侯锦即现代的贵州苗锦，同样黎平的侗锦亦被称之为“诸葛侗锦”。所以，蜀锦对西南诸少数民族织造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图2-12）。

（图2-11  清（乾隆）四合如意天华蜀锦局部）

（图2-12  武侯锦苗锦）

当时蜀领地的黚阳县，即今湘西北酉水流域一带，就是现代土家织锦最盛行的根据地。而湘西北土家地区又与历史上称为“铜仁蛮”的黔东铜仁地区紧相连，且元代以前这一带本来就是同一个自然行政区，因此，蜀国的“南中政策”同样会恩泽这一片土地。当时的诸葛亮为壮国力，充军资，呼吁“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参见《蜀锦史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页。）发展织锦以带动耕农植桑。蜀锦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多彩的花色品种，不仅影响了湘西地区的“賨布”和“兰干细布”，也大大促进了当地的农耕技术。

当然，土家织锦与蜀锦在织造工艺上不尽相同，与周边的侗锦、苗锦也存在相当的差异。但土家织锦的现代织造方法，仍保持使用一种古老的“腰机式斜织机”。这种“斜织机”是在原始的“锯织机”的基础上改进的，其织幅较窄，操作时脚踏提综，经线开口，引纬打纬。就是这种织机与1957年成都（原蜀锦之中心）曾家包土桥汉墓出土的大型石浮雕画中的斜织机有惊人的相似。两者相距上千年之久仍如此相似（汪为义，田顺心，田大年：《湖南民间美术大全·民间织锦》，湖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可见相互的影响之大。如图2-13所示，成都曾家包土桥汉墓出土的大型石浮雕画中的斜织机图。

（图2-13  两织工织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