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北土著先民的原始织造与賨布

古代“賨人”是古代巴国的一个部族，本不是巴人，只是地属巴国。据《华阳国志·巴志》所载：八蛮是巴国八个古部族的合称，“其属有濮、賨、苴、共、奴、儴、夷、蜒之蛮”。所以，史学家为区别于巴人而称“賨人”为“广义的巴人”，也有“巴賨”之称。图2-1为龙山县苗儿滩商周遗址出土的纺轮。

湘西北酉水流域是一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从已发现的龙山县里耶、保靖县四方城、永顺县王村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可以证明。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原始社会，这一带就有人类栖息。从自然条件看，这一带也是人类黎明时期理想的活动场所。在龙山里耶“溪口”出土文物所在地附近的古老地名中，“里耶”即土语“拖地”（劈地），“墨岔”即“开天”，“泽头比桃”即“溪口”，“阿撮”即“岩屋”等等，都是土家文化所在最地道的区域。所以，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创造这些原始文化的人类集团的一部分应是土家族的古老先民。”（参见《湘西土家族》，《吉首大学报》，1981年第2期。）所说古老先民即湘西北土著先民，也就是这个被称之为土家族主源之一的湘西北“土著”居民。他们早在石器时代就懂得利用野生纤维进行“织造”。近十几年来的湘西北酉水流域考古资料表明，在龙山县被称为“织锦之乡”的苗儿滩商周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石纺轮、陶纺轮、网坠和骨针等原始织造工具、物品和彩色陶片等。尤其是在永顺县城南二里许的不二门小石林内，发现了六个寻穴而居的古部落居住点，在一米多厚的文化层里出土了大量陶片，有鼎、鬲、簋、豆、罐多种器物。这些陶片多数印有明显的绳纹，也有少数麻布纹。绳纹每平方厘米约三根经纬，麻布纹每平方厘米经纬各八根。（雷家森：《挖掘民族服装文化，展示民俗旅游风姿》，《民族文化理论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650页。）虽比较粗糙，但已基本具有了“布”的雏形，可见在那个时候，湘西北的“土著”居民们就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织造”技术（图2-2、图2-3）。 

（图2-1  龙山苗儿滩纺纶）

秦灭巴后，巴賨定居于黔中郡，即今天的武陵土家地区。“賨人”因称“赋”为“賨”而被称为“賨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有：“秦昭襄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郡），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这种賨布以葛麻为主纤维，是“賨人”与武陵土著居民融合后，将巴国相对先进的织造技术结合于土家族先民的原始织造技术而形成的一种织物。

（图2-2  不二门商周遗址发掘现场）

（图2-3  武陵山区野生葛麻）

2002年6月在龙山县里耶战国一秦代古城遗址，又发现了竹篦、纺织器、棕麻编织物及印有布纹的陶器、瓦砾等物。在号称“中华一号井”的第八层出土的152号秦简中，发现了当时当地大量生产军服、运送军服的记载：“卅二年四月丙午朔甲寅，少内守是敢言之。廷下御史书举事可为恒程者。洞庭上（裙）直（值）。今书已到，敢言之。”（彭秀枢：《土家族源新议》，湘西州民委编《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1983年，第18页。）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注释：这里“所说的（裙）应是一种军服，传送时需用大量人力，因此洞庭郡援引法令，检查此种劳役是否影响人民的农事”。可见当时里耶的军服生产已颇具规模，纺织业十分发达。（图2-4：龙山县里耶秦代古城遗址的中华一号井。这里出土了纺织器、棕麻编织物及印有布纹的陶器、瓦砾等物。）

（图2-4  古城遗址的中华一号井）

据《汉书》载，周代中原与西北交换纺织品，学会了“以毳（cùi）毛织罽”的技术，并较为盛行。这是一种以纬纱起花的织造法，它和当时一般织造的经纱起花有所不同。《史记·西南夷传》中又云：汉代居住在西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受中原的影响，也学用各种颜色的毛纱，织成斑斓多彩的斑罽（田顺新：《土家织锦的历史和传统图案构成、色彩的探讨》，《土家族研究论文选集》，湘西自治州图书馆资料室编印，1985年。），又称细斑花罽，后演化成麻质或木棉类的斑布。斑罽影响了五溪地区的织造，大大促进了当地賨布的发展。（谢心宁：《从湘西酉水流域崖墓的族属看土家族源》，湘西州民委编《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1983年，第271页。）在后来的土家织锦系列中，花带为经纱起花，显得较为古老。西兰卡普则采用了纬纱起花，不过，西兰卡普在同一种图案、同一种色彩的经直线方向上常常呈现出基本一致，又明显具有“经锦”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