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剪纸与苗族锉花

当我们考察苗族锉花的发展及流变的轨迹的时候，不能不审视它与汉族剪纸的关系。

汉族剪纸的起源历史悠久。据考证，从商代开始（公元前1600～1100年）就有人用金银箔、皮革或丝织品进行镂空刻花制作装饰品。西汉时，人们用麻纤维造纸。传说汉武帝的宠妃李氏去世后，武帝睡不安寝，食不甘味，于是请术士用麻纸剪了李妃的影像为其招魂，这大概是最早的剪纸作品。公元105年，蔡伦改进和推广前人的经验开始大量造纸，这种镂花形式因找到了更易普及的材料从而诞生了剪纸艺术，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郭宪著：《中国民俗吉祥剪纸》，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9 页。）

由于剪纸不易保存，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古代剪纸作品可谓凤毛麟角，寥寥无几。1959～1966年期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古丝绸之路上的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出土了对马团花、对猴团花、八角形团花、忍冬纹团花、菊花形团花等五幅剪纸作品。其年代约在公元5～6世纪。（见附图）

新疆阿斯塔拉古墓出土的剪纸——对马团花、对猴团花（约公元5～6世纪）

唐宋时期，民间流行“镂金作胜”的装饰风俗。“胜”就是用纸或金银箔、丝帛剪刻成的花样。剪成几何形者，称“方胜”；剪成花草形者，称“华胜”；剪成人形者，称“人胜”。在新疆出土的文物中，就有一件唐代的人胜剪纸，七个女子发髻高耸，双手笼于胸前，并排而立，此“人胜”用于围饰发髻。（见下页附图）

新疆出土的人胜（唐朝）主要装饰女性的发髻（是并列的七个女子站立图）

在日本的正仓院，保藏有两枚唐代华胜。据日本齐衡三年（公元856年）《杂财物实录》载：“人胜二枚……天平宝字元年闰八月二十四日献物。”日本天平宝字元年为唐代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其中一枚为罗地金箔字，上刻祝颂吉语：“令节佳辰，福庆维新，燮和万载，寿保千春。”另一枚则用金箔刻了复杂的边饰，并饰以红绿罗的花叶，中心是一儿童在竹林下戏犬。

唐宋还流行一种用双丝绢帛剪成的小幡，叫“春幡”，也称为幡胜、春胜。在立春日，作为节日礼物，或插在头上，或挂在柳枝上，或贴在屏风上。李商隐在《骄儿诗》中写道：“请爷书春胜，春胜宜春日。”因为立春之日为春天的首日，象征万物复苏欣欣向荣，所以当时的人日剪彩就逐渐集中到立春这天。人们剪刻各种幡胜、春幡、春燕、春蝶等等，作为节日礼物。皇帝在这一天也接见群臣，分别赐以金银幡胜或罗幡胜。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一首“菩萨蛮”词中写道：“烛底凤钗明，钗头人胜轻。”有一种鸟，因头顶长有金黄色大羽冠，很像插着一枚幡胜，因而命名为戴胜鸟。韦应物《听莺曲》中有“伯劳飞过声局促，戴胜下时桑田绿”之句。“胜”在唐宋成为迎春祝吉和春回大地的象征。

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载：“元旦以鸦青纸或青绢剪四十九幡，围一大幡，或以家长年龄载之，或贴于门楣。”在宋代，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许多工艺美术应运而生，并出现了专业剪纸艺术家。周密《志雅堂杂钞》载，当时京城汴梁“向旧天都街，有剪诸色花样者，极精妙，随所欲而成。又中瓦有余敬之者，每剪诸家书字皆专门。其后，忽有少年能于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更精于二人，于是独擅一时之誉”。

明清人的笔记和地方志中也有记载剪纸名家之事的。如《苏州府志》载：“赵萼，嘉靖中制夹纱灯，以剡纸刻成花竹禽鸟之状，随轻浓晕色。溶蜡涂染，用轻绡夹之。映日则光明莹彻，芬菲翔舞，恍在轻烟之中，与真者莫辨。”《严州建德县志》载：“林文耀，字纲斋，幼即工书，中年失明，乃剪纸为字，势飞动若龙蛇，点画不差毫发。室人装潢成轴……人称之曰‘林剪’。”《保定府志》载：“石女，张蔡公之女也。有巧思，与人接谈，袖中细剪春花秋菊、细草垂杨，罔不入神；其剪制香奁，绝巧夺目，得之者珍藏焉。”清代陈云伯《画林新咏》说：“剪画，南宋时有人能于袖中剪字，与古人名迹无异。近年扬州包钧最工此，尤之山水、人物、花鸟、草虫，无不入妙。”并有诗云：“剪画聪明胜剪书，飞翔花鸟泳濒鱼；任他二月春风好，剪出垂杨恐不如。”

清康熙时，有位宫廷画家邹元斗，画有一幅祝福新年伊始的风俗画《岁朝图轴》，画的上端绘有垂挂着的五枚彩色剪纸“门笺”。由此可见，门笺的形式即是由春幡演变而来。

在清代，因满族人有剪纸装饰居室的习俗，致使剪纸进入宫廷。在故宫，历代皇帝举行婚礼作洞房的坤宁宫，墙壁按满族习俗裱纸，四角贴着黑色的双喜字剪纸角花，顶棚中心贴着龙凤团花的黑色剪纸；在宫殿两旁的过道壁上也贴有角花。据说有人用纸剪成鹿、鹤、松的“六合同春”图案，加以彩绘，贴在朝服上，慈禧还以为是绣出来的。

汉族剪纸艺术发展到现代，更是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各地风格不同。著名剪纸之乡有河北的蔚县，山东的烟台、高密，陕西的定边、靖边、吴堡、榆林、宜川、米脂、延安、凤翔、富平、三原、朝邑，山西的浮山，江苏的南京、扬州、金坛，浙江的金华，安徽的阜阳，福建的泉州，广东的佛山、潮州，湖北的武汉、孝感、黄陂，黑龙江的海伦，吉林的通化、扶余、前郭旗等等。

汉族剪纸自诞生以来就世代延续，从未中断，它流传广、数量大、样式多、基础深。在汉族的民俗生活中，它无时不在、无处不有，附丽于生活，充实了生活，以她单纯而简朴的艺术形式唤起人们对生命的追求，激发人们对生活的信念；它将民众平凡的生活点缀得绚丽多彩，充分寄托和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向往。如今，汉族剪纸的艺术天地更为广阔，它早已走出了庄户人的小院，走入了现代设计的艺术舞台，在产品包装设计、商标广告、室内装潢、服装设计、书籍装帧、邮票设计、报刊题花、连环画、舞台美术、动画、影视作品等各个方面都大显身手。汉族剪纸还成为当今重要的旅游工艺纪念品，深受中外游客的喜爱。汉族剪纸正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的文化财富和宝贵遗产。

苗族锉花与汉族剪纸相比较，它仍然隐居于湘西苗家山寨的一隅，似秋天的落叶，正日渐凋零。从历史渊源考察，苗族锉花的历史并不久远，从清朝末年的一些地方志中，尚未发现有关苗族锉花的记述文字。如较早的乾隆四年本《乾州厅志》（光绪三年续修）及同治道光年间的《永绥直隶厅志》及《凤凰厅志》中均只有笼统的服饰习俗记载。如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刻本《永绥直隶厅志》中记录苗族服饰时说：“皆裹头椎髻，去髭鬓。短衣跣足，着青布衫，间用黑布腰，系红布领，亦尚红衣，周围俱绣彩花于边。”妇女服饰，“衣较男子微长，针头直下，用锡片红绒或绣花卉为饰，头戴银梳，以银丝密绕其髻，裹以青绣帕，腰下系带，下不着里衣，以布棉为裙，青红间道，绣团花为饰，亦有系锡铃绣绒花者，或重穿三四幅。”（转引自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主编：《湖南地方志·少数民族史料》（上），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477页。）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铅印本《古丈坪厅志》中的服饰记载基本上沿用上述文字。

1940年，石启贵先生在田野作业基础上写成《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一书，书中第三章“经济生产”第九节“纺织绣剪”中记录了苗族绣花和剪花的情况。石启贵先生写道：“绣花分剪绣与绘绣两种。剪绣是将剪纸花贴在绣布上，用丝线刺绣，配色和针法根据花纹特点而定。”“绘绣不贴剪纸花，而是直接画在布面上。绘绣与剪绣花样无异，有的地区绣法亦同。”

关于“剪花”——亦即本书所说的锉花，石启贵先生写道：

剪花先要用笔画好轮廓，然后用小剪刀，依着笔画剪之。剪出亦如所画，精彩有生气。剪之纸质，宜用顶（丁）贡纸或花胚纸。每剪约二三十张，齐订成帙。并先用笔勾画影形，或用花贴做胚子，一同贴在纸上面。左手执纸右手执剪，依照影形或胚子沿边剪之，剪成与花胚无异。今科学进步，剪技革新，有不剪，而用刀钻，较便而速。其法，用木板一块，宽凿六寸，深凿一寸之方洼形。再以松香和黄蜡香粉，溶化匀均，倾于木板洼内压平之。而后用薄片尖锐之钢刀，照画影上或花胚子边缘钻之，一次可钻下五六十张至百张，较之剪法，便利数倍。钻得之图形，亦与原画相当。苗区青年妇女，多乐用于绣衣花边。每逢墟场赶集时，剪刀花匠上场展销，围摊选购者，络绎不绝。（石启贵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110页。）

石启贵先生《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一书，是以他1940年《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为基础，参考补充他1951年《湘西兄弟民族介绍》等有关文章整理而成的。上引一段“剪花”是目前所见记载最早、最为完整翔实的苗族锉花文字。介绍了锉花的用纸、起稿、剪锉的过程与方法，还介绍了锉花的垫板——蜡板的加工方法。从“科学进步”、“剪技革新”文字看，上段文字似是解放后的风格。石先生在介绍锉花锉制数量时，没有用明确的数字，只是大略地估计，说“每剪约二三十张”，“一次可钻（锉）下五六十张至百张”。这与实际数字有较大差距。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民间锉花艺人最多的只锉刻16张，一般锉10～12张。如果几十张同剪，图案易走形，也不好剪。锉花比剪花的加工量要多几张，但也很少超过20张的。纸太厚，锉不动，不便于走刀。另外，锉刀刀尖窄小，也不适合锉刻几十层纸。

从以上的文字记载上进行比较，不难看出，汉族剪纸历史悠久，而苗族锉花则是最近的事。另外，汉族剪纸作为一门独立的民间艺术形式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而苗族锉花作为民间服饰的花样底稿，还没有彻底完全独立出来，一直在服饰的附属地位和独立的艺术形式之间游移不定。同时作为剪纸的民间工艺，苗族锉花的应用极为单纯和单一，仅仅作为刺绣底稿，一直停留于“花样”的附属地位，一旦刺绣完成，锉花也就消失在刺绣图案的绚丽背后。而汉族剪纸不同，在日常生活中，装饰房间就有墙花、顶棚花、家具花、窗花，它们构成了环境的一部分，把民间的居室房舍装点得花团锦簇，红红火火。另外还有岁时节令中的装饰剪纸、人生礼仪中的礼仪剪纸等，如门笺、窗花、门花、喜花、礼花等等，它们多用红纸剪成，与红春联、红福字、红灯笼相映衬，使过年和喜庆礼仪活动的欢快热闹气氛充满了农家村舍，充溢在人们喜洋洋的心头。

苗族锉花近50年来才进入成熟发展阶段。据凤凰县腊尔山周边地区山江乡锉花能手吴花红（64岁）口述，她祖母、母亲都不会锉花，以前绣花都是先在布上“写”一个花样，“写”好了就绣。她懂事的时候，看到从外面来的货郎走乡串寨。他们把客家的花纸样带到苗区，因为花样好看，苗族妇女争相购买。后来，苗族妇女自己开始用刻刀锉花，有的用买来的现成图案作底稿，临摹后再加工；有的就用现成的苗绣图案创作锉花底稿。禾库乡著名剪纸能手吴香英（45岁）说，她的外婆在旧社会是一个“花娘子”，经常帮人“写”花。我问用什么“写”，吴说用毛笔“写”，就“写”在布上。帮熟人亲戚“写”花算帮忙，不收钱。吴说她外婆将花“写”在布上，经常赶场卖“画布”挣钱。她的母亲一同卖过“画布”。山江乡的石茂花在70年代也偷偷卖过“画布”，她是用圆珠笔将花“写”在布上的。那时是“文革”时期，生产队天天出集体工，逢赶场天也不准赶场做生意，石茂花就谎称亲戚有事找她，然后悄悄跑到吉信赶场偷偷卖“画布”。（见附图）

画在儿童背裙上的图案（画布）

帐檐花样中的狮子与麒麟（画布）

由此看来，苗族锉花是在汉族剪纸影响下的“舶来品”。山外的货郎成为苗汉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是他们最早将汉族剪纸作为商品带入到了苗区，然后经众多的苗族妇女的加工和再创作，逐渐完善和创作出独具本土文化风格的苗族锉花。

作为剪纸艺术，从题材内容上看，苗族锉花从汉族剪纸那里借鉴的传统吉祥类题材最多，如龙凤呈祥、双凤朝阳、二龙抢宝、鲤鱼跳龙门、麒麟送子、凤穿牡丹等等。有的是移植，有的是改造，有的是创新，其中包含的文化内容基本一致。但由于各自创作方法和工具、技艺的差异，使得苗族锉花与汉族剪纸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和差异。

（一）制作方式不同

汉族剪纸用剪刀“绞”花，“绞花”是拿在手上剪成的，作品一次只加工一张或三五张。苗族剪纸是用刻刀“锉”花，“锉”花是在特制的蜡板上刻锉而成的，一般刻锉10层，最多可刻锉16层，所以生产是批量的。苗族锉花多用白纸锉制，为单色剪纸。汉族剪纸除单色剪纸外，还有衬色剪纸、拼色剪纸和染色剪纸等数种。

（二）用途不同

汉族剪纸主要用于喜庆等装饰，以世俗生活为主体，营造热闹气氛，必用红纸或彩色纸。苗族剪纸主要用作刺绣底稿，多用白纸，并且有刺绣针法提示。

（三）图案主要构成元素不同

汉族以人事生活为主体。苗族以动植物为主体。

（四）艺术风格不同

汉族剪纸注重写实，多取平面视角构图；苗族剪纸注重写意，除了平面视觉构图外，还有立体、变形、夸张等多种视觉构图。

（五）审美效果不同

汉族剪纸主要呈现绘画艺术装饰效果；苗族剪纸除了此点外，还因多层的锉刻，呈现出一种浮雕般的立体审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