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苗族民间印染

作者：柴颂华【字体：大中小】

苗族长期以来保持了以“歌唱为乐生手段”、以“和谐共生为审美追求”、以“滑稽幽默为审美乐趣”的生存状态。湘西是湖湘文化主要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风情，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色。湘西境内居住着苗、侗、回、瑶、土家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盘古以来，他们与汉族大杂居、小聚居，相互融合而又传承本民族的文化特征，用智慧与汗水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湘西民间印染是湖南民族与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艺术宝库中珍贵的遗产，是苗族世代相传的传统技艺，是苗族人民在与恶劣自然环境长期斗争的过程中，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创造的高于现实、充满意境的艺术品，与扎染、蓝印花布并称为我国古代三大印花技术。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是古老的民族，他们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关系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处理方法，形成了特有的生存状态，保持着生态的平衡性。而民族艺术与平民艺术及其生存的土壤——民风民俗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其流传与发展也始终与各地的民族风情、人文习惯相融合。湘西的印染体现了浓郁的民俗风情，和自然山水一样神奇美丽！苗族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民间工艺美术技艺，特别是苗族民间印染技艺，在整个染织美术界负有盛名、独放异彩，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艺术，就像一部没有文字的史书，承载着苗族厚重的历史文化。

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也是一个勇敢顽强的民族。自黄帝与苗族先祖蚩尤的涿鹿之战，蚩尤兵败后，苗族部落开始了漫长的迁徙生涯，湘西苗族由此诞生。湘西苗族与楚族有着密切的关系，楚族是以三苗后裔为主体的民族。有学者认为：“楚国就是苗国，楚族就是苗族，楚苗同源，楚苗同族。”楚族先民中在原三苗居住地和荆蛮之地土生土长的蛮族，就是三苗集团和荆蛮集团其中的一支或组成部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原楚国和巴国境内的苗族居住区域归属中央封建王朝管辖，其后，在湖南境内设长沙郡、黔中郡、武陵郡。秦汉时期，史书称呼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指苗族）为“长沙蛮”“五溪蛮”“武陵蛮”，或按更小的地域称呼“澧中蛮”“溇水蛮”“酉溪蛮”“黔中蛮”，等等。苗族第四次大迁徙之后，因为居住环境的变化，各个支系的风俗习惯形成差异，服饰颜色偏爱不一。湘西一带的苗族崇尚红色，人们根据各地区苗族的服装色彩差异，把湘西苗族划分为“红苗”。

一个民族并不是孤立生存的，而是必须与其他民族发生关系，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断加强，苗族当然也是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不断发展，苗族人民在与其他民族长期的交往中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性。

在湘西各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中，蜡染、扎染、蓝印花布是民间美术中的姊妹艺术，它们都必须经过“染”这一道工序，只是因为“防染”的方法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艺术效果。蜡染、扎染和蓝印花布是苗族、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衣着被褥的主要装饰，这些技艺主要应用于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湘西自治州一带。

蜡染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从文化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民间蜡染具有非常宝贵的人文资源价值。蜡染这种古老的传统工艺能够世代相传，是与它独特的传承方式分不开的。湘西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结构、民俗风尚以及社会结构，决定了本地区妇女必须掌握蜡染这种技艺并明确其特定的功能。

在今天，我们走进湘西少数民族村寨，依然可以看到妇女们挂在各自门前的精心绘制蜡染的生活用品，她们每个人都愿意拿出自己的得意之作给客人观看，脸上洋溢着创作的喜悦与自豪。由于从小耳濡目染，她们从六七岁就开始跟着家中的女性长辈学习蜡染，十多岁就能制作出精美的蜡染制品，然后开始精心绘制自己的嫁妆嫁衣，并要一直坚持不断地做到出嫁。出嫁时，每人都有几身出色的蜡染衣裙，还有许多蜡染用品，如蜡染花手帕、蜡染花篮帕、蜡染花伞套、蜡染花带、蜡染提包、蜡染口袋、蜡染床单等，作为将来恋爱的馈赠礼品，甚至是定情之物。每逢节日，姑娘们总爱穿着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博取人们的赞扬。小伙子们也以此作为择偶的重要条件。聪明能干的姑娘，总能得到许多人的爱慕。在湘西还有一种“上轿衣”，既庄重又富丽堂皇，姑娘在结婚当天穿上，进男方家即脱下，收藏至临终前随身穿上殉葬。他们认为人死后灵柩抬出家门也如上轿，故名“上轿衣”，含有双关之意。除此之外，还要给将来的儿女准备好蜡染婴儿被面、包片、围兜、背扇等。正是通过以上这些方式，加上蜡染在少数民族生存方式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意义重大的内涵，蜡染得以完整地保持了传统风貌，为我们保存了最宝贵、最直接的蜡染文化遗产。

艺术（诗意）、生存、文化、自然在这里成为苗族生态审美风尚的结合因子，构成了新的“共生关系”和“整生文化”，由古典和谐发展到现代崇高再到现代的辩证和谐，审美也由和谐到再生到美生，生态位从古代的客体主导到近代的主体主导再到现代的整体平衡，这就是很多学者所谓的“天意审美场—人态审美场—生态审美场”生存逻辑，也是历史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在这里，自然美生发社会美，社会美生发艺术美，艺术美生发自然美，自然美和社会美共生艺术美，自然美和艺术美共生社会美，社会美和艺术美又共生自然美，循环相生、交叉共生，构成了动态平衡的生态圈，这种网络般的共生关系，本质上就是审美的共性。这种审美共性在苗族人的生活中表现得极为突出，劳动人民将这种审美关系巧妙地运用于传统印染之中，达到一种超越人本身的审美特质。

在“人、自然、社会”生态圈中，艺术和自然是其核心，但传统的“艺术和自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和自然”。“自然”在中国古代有“大自然”“自己的本来状态”“自在自为的状态”之意。在中国审美文化里，“艺术的自然”是其模式的本质，且它在世界审美文化中有着特殊的位置，自成体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化人的理想无法适应残酷斗争的政治环境，他们天性不喜欢竞争和激烈的冲突，尊崇“守拙归田园”。他们的审美常常让人想到“清莹”“典雅”“平淡”“冲淡”，等等，他们崇尚平、简、清、野、飘逸、超脱、格调、气韵、娴静、优游，等等。湘西少数民族就是在这种“自然”中生生不息，用自己独特的艺术将人、自然、社会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用印染这种传统工艺唯美地表达了自己的民族审美情操。

湘西苗族印染题材广泛，花、鸟、虫、鱼，人物、动物、植物无所不涉，通常运用夸张、简化、变化的手法进行处理，似像非像，重在意念的表达，单纯朴素，结构上常用现代设计理念中的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排列。蓝印花布的图案多为凤凰牡丹、丹凤朝阳、双狮呈祥、彩蝶迎春等喜庆内容，构图严谨，形象生动活泼，蓝白对比强烈，粗犷、朴实，富于装饰性和趣味性。在凤凰古城，前几年因为旅游业的兴起，传统的染制艺术正焕发新颜，技术上不断创新，纹样变化丰富多彩，产品的开发正逐渐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但正是因为旅游业的发展、技术的不断创新，传统的民间印染工艺面临着科技生产的严重冲击而濒临消亡。

湘西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在自己的生态文化基础上生成了一种古典式的“艺术的自然”审美风格。席勒说：“如果精神在依赖于他的感性自然中表现出来，自然非常准确地传达他的意志和非常富有表情地表现出他的感受，并不违背感性对于作为现象的自然所提的要求，那么人们称为‘秀美’的东西就产生了。”在一个美的心灵中，感性和理性、义务和爱好是和谐相处的，而秀美就是美的心灵在现象中的表现，自然只有在为美的心灵服务时才能同时拥有自由和保持自己的形式。秀美的关键在于道德精神、自由、自然、形式结构、感性这几个因素的和谐相处。苗族的印染就是对“秀美”的最好诠释，他们用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将自己民族的艺术自由、自然、感性地表达出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使其民族的审美风格质朴而秀美。

民族艺术是民族的产物，它通过物质化与非物质化的形式或载体反映出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内所形成的哲学观念、审美观念和伦理道德观念，体现出一个民族对真善美的追求。因此，民族艺术也是形象化的民族历史，它记载着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对社会的认知和对世界万物的思考，是人类发展历程的写照和真实记录。对人类社会来说，民族艺术不仅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也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对民族艺术的认识应该与对民族的认识结合在一起，在把握民族艺术的过程中对每个民族有深刻的理解！

湘西苗族民间印染是苗族劳动人民的宝贵财富，是其民族历史的有力见证，它记载了苗族劳动人民千百年的奋斗史，它将人、自然、社会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通过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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