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暑假，吉首大学民族学研究所组织师生在湘西永顺彭氏土司的统治中心老司城和不二门进行了田野考察，他们在老司城附近收集到了残存的50多块摩崖石刻和墓志铭，这些金石碑刻反映了明清时期永顺土司与其邻近土司保靖土司、桑植土司、酉阳土司、容美土司，以及与其管辖下的土司之间的关系及土司势力的消长变化。其中在老司城附近的不二门发现了一块诗碑《溪州隐吏车庚诗》，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副院长瞿州莲教授根据碑文内容，结合史料记载认为，这首诗是永顺末代土司彭肇槐所写，隐含着彭肇槐在改土归流时期对清廷的厌恨和不满，从末代土司彭肇槐在诗中隐含的情绪看，在湘西土司的改土归流中末代土司彭肇槐并不像史料《清史稿》所称道的是“自愿献土”，由此她认为末代土司彭肇槐不是自请改流，而是被逼无奈，湘西的改土归流并不完全如史料中说的是和平改流。《溪州隐吏车庚诗》的内容如下：
心雁声。雁声警岁晚，雅集歗儒林。一夕餐英醉，风流自古今。老僧行脚健，胜境喜追寻。却已空凡骨，何庸再洗心（崖右有洗心泉）。药笼窄田地，筚路启山林。流水自清浊，迷途悟昨今。
乙卯重九，同人登高，于观音岩诗以纪之。
溪州隐吏车庚。（盖印）：伯阳古溪州守
瞿州莲教授首先从该首诗的落款“溪州隐吏车庚、伯阳、古溪州守印”及“乙卯”来看，认为应该是永顺末代土司彭肇槐所作，因为能够称“古溪州太守”的只有永顺彭氏。又根据土家语中，“车庚”中的“车”，即“水或者溪”；“庚”，在土家族中有“拜祭”的意思，与“车”连用，隐含有“主人”的意思。“车庚”是号名，连起来的意思即“溪的主人”。从《古代汉语词典》可知，“伯”通“霸”，即“霸主”；“阳”，本意为“太阳、春”之意，“伯阳”这里可引申为“首领”，为土司彭肇槐号名。“隐吏”，即“官吏的身份不公开”。
雍正五年（1727），永顺最后一代土司彭肇槐献土改流。改土归流后彭肇槐到苗疆任参将，雍正七年（1729）调回到江西饶州继续任参将之职，后来又到河南归德任参将，乾隆十三年（1748）才告老回乡。也就是说，在江西饶州或者河南归德任职期间，彭肇槐于雍正十三年（1735）重阳节期间回到了永顺，因为是永顺末代土司，不便于公开自己的身份，因此诗中落款为“隐吏”。“乙卯年”，应是雍正十三年，即1735年。
从以上推断得知，该诗为永顺末代土司彭肇槐所作。因为是“隐吏”，当时清朝实行文字狱，为了逃避朝廷的追查，土司彭肇槐在第一句采用了谐音，“心雁声”的“雁”的谐音字为“厌”，即“厌恨”之意；“声”的谐音字为“生”。“心雁声”含义是“心里产生的厌恨”。从诗的内容来看是表达对朝廷的不满，隐含着彭肇槐对清朝当时改流时政以及土司个人及家族命运的幽怨与愤懑。
史料记载，湘西改土归流是“和平改流”，彭肇槐是“自愿献土”，彭肇槐为何会“自愿献土”？当时彭肇槐的处境是，清朝中央王朝为了巩固西部边陲的战略需要，于雍正初年（1723）在云贵、广西、湖广等地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与鄂尔泰在西南地区推行“重剿轻抚”的政策不同，湖广地区的改土归流是以“和平改流”为主。为了对永顺土司实施改流，清廷先扫除了外围势力相对较弱的桑植、保靖土司的威胁，另外，为防止容美土司从后路进攻湘西，迈柱在桑植土司边境陈列重兵。永顺土司在清军大势压境的形势下不得不改流。接着其属下的三州六长官司均于雍正六年（1728）随彭肇槐改土归流。对于彭肇槐被迫改流的处境，民国《永顺县志》里有更为清楚的记载：
开疆拓土，原为世宗本心，又有杨凯、王柔等逢迎之，肇槐于此虽欲不归流不可，推其息，以为负固不服，必遭灭族之患，似不若掩耳盗铃，尚得恭顺虚誉也，而况有世袭微职乎？（彭肇植：《历代稽勋录》，嘉庆十二年（1807），藏于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
从该上谕来看，改土归流本来就是朝廷的旨意，彭肇槐如果不改流，就是违背朝廷之意，将会招来“灭族之患”；如果主动改流，还可获得恭顺的美誉，得到朝廷的赏赐。彭肇槐权衡利弊，最后主动向朝廷献土改流。可见，彭肇槐的所谓自请改流，纯粹是迫于形势。彭肇槐不是自请改流，而是被逼无奈。正如诗中所说：“流水自清浊，迷途悟昨今。”当时的“自愿献上”确实是逼于无奈，现在想来当时的一切是陷入迷途啊，是非功过自有世人评说。诗中隐含着彭肇槐对清朝当时改流时政以及土司个人及家族命运的幽怨与愤懑。（瞿州莲：《永顺土司改土归流的“历史真实”：以湘西地区碑刻、地方志为中心的历史人类学考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8）。）
瞿教授还根据史料记载分析，彭肇槐的祖籍是江西人，溪州之战以后，随着先祖彭士愁对土家族的统治，彭氏家族在多年的迁徙离散之际，随着其在老司城地区八百年的统治，在感情上已经认同土家族文化了，当然就是“相与忘其所自来”，渐渐地土家族化了。在最终告老还乡之际，才回归对原有文化汉文化的认同。这块诗碑可看出彭肇槐文化认同的复杂心理过程。
文化认同本身就是复杂的、多元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随着迁徙所带来的离散表现出移动性的文化认同。移动，顾名思义就是改换原来的位置，移动性则是指表示事物的移动性质。而移动本来是人类最基本的行为模式，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环境的变迁，文化认同在移动中形成，在移动中发展。从文化认同的心理结构来看，“文化认同是在文化冲突和融合下，个体根据情境需求而进行的文化心理和行为调整过程。在认同过程中，人们首先面对的是将异质文化与自身文化本体加以自觉或不自觉的比较和辨别，本着实用性原则解构、重构既有的文化价值体系。然后，经过文化价值反思，在文化冲击情境下，产生和强化了自身所属文化本体的文化自我意识和文化存在意识，而文化自我意识的凸显则取决于文化适应主体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的和谐程度，这种和谐度的强弱可能决定着个体调整、重组自身既有文化认知结构的努力程度，以及把新质文化要素加以改造、吸纳和民族个性化的强度，其结果便是引入新的民族文化认同内容，促使文化适应主体自觉地转换和拓展原有文化心理模式。因此，借助于文化同化和适应能力，人们的文化认同结构得以不断拓展和分化，从一元特殊认同向多元（多样）整合认同发展，生成更具协同活动能力的文化认同心理结构，同时，也延展了人们的生存空间和心理生活领域”（王沛、胡发稳：《民族文化认同：内涵与结构》，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1）。）。
在对湘西进行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清廷布置了湖广土司以及湘西土司改流的总体方案，先扫除了外围势力相对较弱的桑植、保靖土司的威胁，为防止容美土司从后路进攻湘西，迈柱在桑植土司边境陈列重兵。在清雍正王朝的大兵压境之下，彭肇槐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改土归流本来就是朝廷的旨意，如果不改流，就是违背朝廷之意，将会招来“灭族之患”；如果主动改流，还可获得恭顺的美誉，得到朝廷的赏赐。彭肇槐权衡利弊，最后主动向朝廷献土改流，在文化变迁中进行调适，被迫放弃自己的文化认同。在彭氏家族来到土家族地区时，彭氏祖先已将自身文化与异质文化进行了文化心理和行为调整，在浓郁的土家族文化氛围中，面对土家族文化这一强势文化，迫使文化适应主体进行自觉转换，为了世世代代统治土家族地区，彭氏家族吸纳土家族文化的民族特征，认同了土家族文化。改土归流以后，随着清朝对土司地区的控制，汉文化成了土司地区的强势文化，价值认同成了文化认同的主要因素，再加上在与汉文化长期的交往与融合有了一些精神共鸣，这些客观的精神需求迫使彭氏家族的文化认同开始与汉文化融合。
老司城附近不二门的诗碑《溪州隐吏车庚诗》揭示了清代改土归流后永顺土司彭肇槐的政治生活及其土司家族的去向，并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永顺土司改土归流的历史真实，以及老司城末代土司彭肇槐对改土归流的无奈心理，实际上反映的是彭氏家族文化认同的复杂纠结的心理过程，表现土家族文化认同中的兼容并蓄以及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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