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土家先民服饰

　　土家族有本民族语言而无本民族文字，汉文记载的土家族服饰只言片语，且多系转抄；土家族地区考古发掘所得与服饰相关的文物不丰；土家族口头文学中尚未搜集到专门吟唱服饰的长篇；征集到的为数不多的清末民初的土家族服饰，受满、汉服饰的影响，仅保存了自身部分传统因子。这一切，为土家族服饰的研究设置了种种障碍。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纷繁杂乱的古籍及实物资料中拨开云雾，梳理出土家族服饰的发展纹理，倾听它从远古走来的足音。

　　在土家族口头文学中，初做衣者叫做“媚”。在神话《恩和媚》中，仅有寥寥三字——“媚管织”，为我们提供了这一信息。媚所处的时代为洪水淹天后人类再次繁衍时期，媚为人类始祖母。媚用何物“织”衣，如何个“织”法，“织”成何种式样？我们不得而知。人类再次繁衍后，人多了要分家，“摆手歌”唱述土家先民从十迷洞沿酉水而上迁徙到洗洗口时，岸上有一群人，他们“身上捆的芭蕉叶，头上戴的芭茅草”，把自然形态的草茅之属披戴在身上，聊以改善赤身露体的状况。这种信手拈来之物，未经“裁剪”、“缝纫”，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服装”，只能算是“手编织物做衣服”。“手编织物做衣服”，至今还在土家族中活生生地保存着，这便是“茅古斯”表演中的“茅古斯服”。其服多以棕叶、棕片、稻草编结。每服由5块组成：一块扎在腰间成裙状；一块围胁下，前遮胸，后盖背；两块搭在左右肩上；一块作头套以蒙面。头套上扎有2至5条辫子，象征犄角。“茅古斯”为表现土家先民渔猎、农耕生产、生活内容的祭祖性舞剧，其服饰本身就是对远祖的怀念。土家人将众多技艺的鼻祖都归功于鲁班，却将缝纫和篾匠的始祖认定为鲁班的妹妹。这与“媚管织”是相吻合的，说明服饰是由女性始创的。考古发掘所得，对土家族服饰研究大有裨益。

　　1993年，在石门县燕儿洞第四层遗址中，发掘出旧石器晚期的智人化石，同层还出土有骨器锥、铲、装饰品。这说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湘西北的古人类即已用骨锥缝制衣物，用骨作装饰美化自身。用骨锥缝制，只能是兽皮一类的材料做成的衣服。兽皮缝制衣服，揭开了服饰文化史上最早的篇章。1998年6月，在吉首市河溪大桥遗址中，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骨器有针、锥、凿。古人缝制衣物的技术又前进了一大代相对较晚。2000年4月，在永顺县不二门一号洞穴遗址中，出土器物有1件陶纺轮，为夹砂黑陶，宝塔状，高2.3厘米，周代遗物。用这类纺轮织成的纺织品，目前发现最早的是1987年在慈利县石板、零溪两村发掘清理出的战国、西汉墓中出土的丝织品。远古土家先民的服装式样是怎样的？1987年，在永定城区武陵大学工地发掘清理的西汉墓中，出土一铜质跪式男俑，通高15.6厘米。男俑头戴编织帽，两眼正视，双耳长且宽，颈部肥粗；上身裸露，见两乳，胸略前倾，肩宽腰粗；下身着裙，两腿前屈跪地，两手前伸置膝，臀贴脚跟；头和两肩各立一空心短圆柱，柱径1厘米，可插烛；左肋佩长刀，佩带挎右肩，刀后端环手衔短把。有学者将其称为“三烛青铜烛台西南蛮夷铸像”。“头戴编织帽”、“下身着裙”、“左肋佩长刀，佩带挎右肩”，这便是远古土家先民服饰的缩写。发式又是怎样的？1981年，在永定区出土锌于2件，重14公斤，盘上刻铸有手心纹、椎结人头纹、鱼纹、梭子形窃曲纹、船形纹等。学者认为这是巴人的遗物。巴人是土家族的重要来源。可见土家先民在战国时期的发式为“椎结”。在战国墓葬中，还出土了众多的玉佩、琉璃器、滑石器耳环、铜带钩等，反映了这一时期土家先民的佩饰文化。关于远古土家先民的服饰，f我们撮集于此，以此说明土家族服饰的产生和发展，是自成体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