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司城的建筑和雕刻

　　老司城位于永顺县城东南三十里灵溪之畔，其地万山环拱，交通不便，但却是一座宜于闭关自守的天然城池。自从彭士愁以二十州的“都誓主”的身份而兼下溪州刺史以来，永顺县土司就成为土家族各州合法的盟主，亦即俗称的“土司王”或“土王”，而下溪州的州治就势必要成为首府了。第一个由下溪州原治迁到老司城的，一说是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袭职，死于绍兴四年（公元1193年）的彭福石宠。（“宠”是土家语王的意思）。他之所以迁此，纯粹出于军事上易于防守的要求（见彭氏族谱）。一说是从明初洪武年间明太祖“敕彭氏都永顺”后才以老司城为治所的。（见明万历间土司彭元锦《创建祠堂碑记》）。比较起来，究以从明初开始之说较为可靠。但不论怎样，老司城作为彭氏小独立王国的首府时间是很长的。它是在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开辟今天的永顺县城后才逐渐冷落和日趋残破的。传说中的老司城是“城内三千户”，有“八街、五巷、二口和九条阴沟”。这个城市的总面貌如何，今天已很难推考，作为这个城市的中心的土司的宫殿衙署今天早已荡然无存。从今天所能见到的建筑遗迹和文献记载等来看，老司城的主要建筑物有：土司陵墓、彭氏宗祠、若云书院、祖师殿、玉皇阁、关帝庙等。此外，还有几座用途难明的地下建筑。除了老司城、明代土司还另外营有颗砂行署和猛岗别墅，那两处地方也有衙署和寺观建筑。而在老司城和颗砂等地，有着许多雕刻作品，设置在寺观之中或装饰着那些建筑物。从老司城的废址来看，虽然它的面积并不算那么宏阔，现存的几座主要建筑物也并不那么华丽，但是如果拿当日土家族地区在土司制度的束缚下生产极其落后和在土司，舍把等的压迫下人民生活极其悲惨的情形来与它相对比，如果拿明代土司由于甘心充当封建朝廷镇压苗瑶等族的鹰犬而握有征剿大权的史实来与它相印证，那么，我们说它是土司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欲求和表彰自己在这个小天地里不可一世的威力的产物是一点也不为过分的吧！土司的宫殿衙署，据乾隆年间的追述，乃是“绮柱雕梁、砖瓦鳞碶”的。

　　按照常情来推论，作为老司城中心建筑的宫殿衙署，一定要比现存的祖师殿等建筑物雄伟华丽得多。老司城现存一座地洞，洞门用砖砌成，作穹隆之形，相传是土司的“冷洞”，即专作避暑之用的地下室。此外，更有一条似阴沟非阴沟的地下建筑，其中空部分高可容人通行，相传是土司的宫女们从宫殿下到灵溪洗澡时所经的暗道。这些传说虽然不是据为典要，但完全可以用来说明一点：土司养生送死的享受欲是土司宫殿建筑设计的灵魂。清代有一个文士在他所作的《老司城吊古赋》中写道：“忆昔彭氏割据，名日土司，凭山作障，即水为池。石堆白马，岩隐青狮。焕雀屏于玳瑁，饰鸳瓦于琉璃。云烘紫殿，雾锁丹墀”。虽然不免夸饰其词，但我们对于至今永顺一带的土家族人民还在小调里提到的“土王的金銮”，也可由此而仿佛万一了。在老司城许多建筑物中，幸能比较完好的保存至今的要算祖师殿和玉皇阁；其次是关帝庙和观音阁，虽已颓破不堪，但还保存着某些重要的局部。这些建筑物，都是用来祀奉神佛，宣扬迷信的。它们其所以没有像土司宫殿衙署那样遭到破坏，乃是由于改土归流后，封建统治阶级的地方官吏豪绅认为这些土司手里建造的寺观对于维护封建主义的世道人心，实行神道设教的作用，并不因为土司制度的没落而有所改变的缘故。祖师殿是老司城现存几座木构的宫殿式建筑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座，也是其建筑技术最能引起土家族劳动人民的赞赏的一座。祖师殿是为了祀奉所谓“祖师”而建造的。祖师是在明永乐（公元1403年至1423年）年间道士周思得所宣扬的道教神话人物。据说他的名字叫做萨坚，是宋徽宗时西蜀人氏，是“王灵宫”的老师。当时周道士因传王灵宫的道法有了灵验，得到皇帝的信任，因而饮水思源，有旨为祖师立庙。据说：在成化（公元1465至1487年）年间，在祀奉祖师的显灵宫里给祖师的神像“岁易袍服，其费不赀”。（见《明会要》引）。可见对于祖师的信奉乃是土司从明朝皇帝那里学习得来的时尚，祖师殿的建筑乃是出于对祖师的迷信甚至是出于对朝廷主子的投其所好的逢迎。虽然如此，作为建筑物的祖师殿毕竟是建自劳动人民之手，毕竟是当时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从对于整个建筑样式的美学的构思，对于建筑各部分的比例的权衡，直到一柱一梁的间架，一石一瓦的安排，无不贯穿着劳动人民的惨淡经营的过程。祖师殿是劳动人民用心血灌溉出来的成果。围绕这一建筑工程，举凡取材采石，开山筑路等项，还不知要动员多少劳动人民的物力人力。土家族人民世代流传不绝的关二祖师殿乃是鲁班下凡所造，由于有无数看不到的神匠相助，故能一夕而成的传说，为我们揭露了这个建筑物真正的作者究竟是谁的底蕴。土家族劳动人民至今还在他们的《十说》小调里对全祖师殿那种“横梁立柱，斗拢无寂，千年没偏倒”的奇迹发出唱叹备至的“仙居真是巧”的赞语，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事啊！祖师殿的建筑样式与一般古代宫殿建筑大致相同。从外观来看，它的屋顶虽嫌过于厚重，柱身虽嫌有些低蹙，但由于鸱吻的翘举之势，它仍旧显得既稳重又舒展，既庄严也轻快。但从总的美学效果来说，它是厚重的，甚至给人以“五短三粗”之感，恰如溪州铜柱那样。

　　土家族劳动人民惊为奇迹的“斗拢无寂”，表现在正殿的四个大柱与木枋的接榫处，由于匠师的手艺高强，以致使得观者辨认不出它斧凿的痕迹。老司城的建筑规格和技术水平并不是孤立出现的，它与整个明代的建筑情况有关系。在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下，明代的建筑是有辉煌的表现的。北京故宫三殿和天坛祈年殿便是明代的产物。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明代也是个在建筑规格上作出等级限制最为严格的朝代，朝廷屡有“禁宫民服舍器用腧制”的诏令。包括祖师殿在内的老司城许多建筑物其所以不可能出现那凌云蔽日之势，是和这种等级限制以及彭氏世代以恭顺著称不敢稍有僭越等分不开来的。在建筑的艺术风格和工程技术上来说，老司城的许多建筑物无疑是深受了当时汉族建筑的影响的。这一方面由于明代封建朝廷对土家族上层人物一贯施加政治压力，积极强迫土家族上层人物渐染汉族封建地主阶级的风化，从而汉族封建的意识形态在土家族上层社会中日益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必然会在作为土司养生送死的处所和作为土司伟绩丰功的表征的建筑物的艺术风格上得到反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下述的这个原因，土家族的统治者，永顺县累代的土司为了向明朝皇帝尽忠，曾经不止一次地在土家族地区搜括作为皇家建筑所需要的大木料，甚至还亲自督运赴京，像正德年间的土司彭世麒便是如此。以献大木有功而授官行赏者大有人在，例如，著名的三殿修成，次年——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论献木之功，对土司彭翼南一再行赏。由于明朝皇帝的一再诏献大木，可以想见，这些土司为了要使自己所献的大木料可中栋梁之用，他们对于我国的木构建筑的样式、规格、营造技术等问题可能是不无研究，甚至是相当精通的。这也难免不给为当时土家族统治阶级服务的建筑以极大的影响。老司城现存的建筑物遗迹中，若云书院的石碑坊也是值得一述的。若云书院在老司城的福石坪，是明代土司彭元锦所建立的专供土司及土家族上层人物的子弟读书习礼的场所。

　　明朝自开国不久，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即对各地土司积极推行儒家思想教育，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诏令诸土司皆立儒学。到了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巡抚沈晖奏言，“以后土官悉令人学渐染风化，以格冥顽”，明廷可其奏，诏令“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若云书院正是在明朝推行这种政策之下的产物。试观这座石碑坊的横额上大书深刻的“子孙永享”四字，便可想见其用意所在了。若云书院的石牌坊，标志着土司这时已经不单是要追求武功盖世，而且也高慕于文治的彬彬称盛。牌坊全用石材砌成，四根立柱与六根横梁是它的主要构成部分。石柱甚为粗大，取线甚直，打磨颇精。但整个效果却给人以浑厚之感。横梁当顶的中央，安置了一个我们在佛寺建筑上所常见的火珠的透雕，火珠左右各有互相对称的瑞兽做向中央顾盼之状（可惜一边已残）。这些装饰并没有排斥牌坊浑厚，庄重的统一的风格。除了它实际成于劳动人民之手因而不可避免地要体现土家族人民刚健、笃实的感情性格外，为了适应类于修道院性质的书院这一特定对象，也是决定这种风格的一个原因。老司城现存雕刻遗迹中，圆雕以铜铸神像为主，石刻以装饰性浮雕居多。

　　铸铜工艺在土家族地区早就流行，前面已略有述及。到了明代土司制盛行和道教，佛教在土家族上层人物中获得了不少信徒的时期，铸铜技术便很自然地和雕塑艺术相结合，于是出现大量的铜铸神像。如老司城祖师殿中的祖师像，关帝庙中的关帝像，崇圣殿和玉板殿里的某像，老司城南三里观音阁中的大士像，颗砂行署蟠桃庵中的观世音像等，便是其例。关帝铜像是在镇压苗瑶中“屡立战功”的万历年间的土司彭元锦命人所铸。关于他铸造此像的始末由他自己记载在关帝庙中一个高六尺八寸，大逾两人合抱的铜钟的铭序上，他说，当他袭职宣慰使的次年，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关帝赐给他以大刀红马，因而他便命人刻像立殿。以后他就屡蒙关帝保佑，在屠杀兄弟少数民族的战役中十四战而十四捷。这番话当然是极其荒诞的但也充分表白了这位以关云长后身自命的土司不可一世的心情。这个关帝像与通常所见者似乎略有不同，他完全像是一个穿着明代官员服装的世俗人物。他没有后世一般关帝像那种紧蹙着蚕眉，半眯着凤眼的沉重的神情，而是睁大着眼睛，神情开朗，且有自得之意。他头上所戴的也不是关帝那著名的风帽式的盔帻，而是明代官员所常着的乌纱。他右手按在膝上，左手则扶起作为天子赐物的玉带，一直扶到高过胸脯。我们怀疑这可能是塑造关帝像的艺人揣测到这位土司的自我崇拜的徽旨而把他的尊容结合到关帝的神像上来。像这样一手高扶玉带的姿势，我们在明代其他地方所发现的雕塑像上也时而碰到，例如，1958年在江西南城明益庄王墓中出土的一个男俑，其扶带之状便是与此一模一样的，所不同者扶玉带的手是右手而已。这一点使我们看到：明代为土家族统治阶级服务的美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汉族美术的影响。在老司城右面的紫禁山上相传为“土王墓”的那座陵墓旁有较真马略小的石马圆雕一座。（已断一足，且有半截埋在土中）。这种在死后把战马的雕像陈设在墓前的做法，无非是借助艺术的垂久的力量，企图将自己平生的武功向后世进行夸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