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椅古村建筑雕饰纹样的形式及功能个性化

中国传统建筑雕饰功能有两个方面，即装饰和象征性，作品在形式和功能上都遵循一定的法则，其中程式化的表征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狮子在中国几千年传统中一般象征着威严，故在公共建筑中使用较多。民间建筑中狮雕饰作品造型生动，装饰性较强，一般用以镇宅、避邪，在与其他器物搭配上程式化倾向十分明显，如“狮子与滚绣球”搭配表示“好事在后头”；“狮子挂钱财”搭配表示“好事在前”；“狮子和瓶”表示“事事平安”；“大狮与小狮”搭配表示“太师”、“少师”，寓意辈辈有高官之愿。这种高度程式化的造型及搭配为人们提供了简洁易懂的表现模板，便于理解和接受。高椅民居雕饰中以“狮”为题材的石雕，无论在造型和搭配上与中国传统民间民居程式化的处理手法相差甚远。

高椅雕饰中的狮形象与其他地域比较，即没有没有观物取像的形神兼备，也没有民间通用狮造型的活泼可爱，更没有遵循中国传统文化里约定俗成的程式化共性。高椅古村的石雕狮造型简洁，以大胆的夸张、变形和以人的手法，将狮的形象塑造成头顶及脊背纹饰似狮，身子、耳朵似猪、面部似人的四不像形象，前后爪各抓一条蛇，形成高椅古村独具个性特色狮、蛇造型，在装饰美观程度上不如与之相邻的其他侗寨区域。为什么在高椅古村的狮造型及器物搭配与中国传统的程式化及相邻区域的差异这么大？当地解读为取“狮、蛇”的谐音“施舍”，即以直观的符号告诉人们主人虽富，却乐施好善，表明房屋主人的处世原则，这是较为直白的解读，显然不能阐析其深层次的因素。

高椅石雕中“狮、蛇”雕饰应从文化的影响及独特的功能两方面进行解析。

首先从文化上探其成因，高椅地处巫水河畔，那时水路发达，与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发达的洪江水运相通，高椅居民利用便利的水路和地理优势，亦农亦商，集蓄了大量财富，在农耕文化的传统心态“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和“富甲一方、叶落归根”和洪江古商城商道文化中的“舍利取义”、“利缘义取”、“吃亏是福”等农耕文化和商道文化的共同影响下，造就了“狮、蛇”即“施舍”有别于中国传统及周边的独具风格雕饰。

其次教化功能大于装饰功能的原则，传统的民居雕饰首要的功能强调其装饰性，高椅民居雕饰中的“狮、蛇”纹样在造型上的夸张、变形与中国传统的程式化造型在装饰上有很多差距，这与其去强调功能第一的个性化是分不开的，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主人以“仁”为核心的中国人传统心理性格及仁者爱人的“以人为本”处世哲学。因此，造就了教化功能大于装饰功能的“狮、蛇”雕饰。

整体来看，湘西苗族、侗族乡土民居建造的主要目的在于满足人们日常生活起居的实际需要，从这点出发，苗族、侗族的先人们比较务实，以实用为前提，追求房屋的经久耐用，在建筑材料的选用上多是利用本地所产材料，用最经济的办法，并密切结合当地气候和地形等自然条件来建造。但是民居是家之所在，对于家，人们不仅仅只有物质性要求，也应当有一定的精神性要求，即普遍的审美性的情感要求。在这方面，苗族、侗族的先人们也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很注重把建筑的实用和审美结合起来。这不但在现存苗族、侗族古民居的建筑材料、建筑结构、建筑布局上体现出来，在建筑装饰和建筑风格上表现也尤为突出。苗族、侗族古民居建筑多为木结构，即使砖木结构，其内部亦为木结构，木结构的柱、梁、檩、椽等主要构件几乎都是露明的，这些木构件在用原木加工的过程中大都进行了美的加工。横梁加工成月形，柱子加工成两头略小的梭柱，正面的柱子往往还刻有浮雕，梁上的短柱也做了柱头收分，上下梁柱之间的垫木加工成各种动物的形状。

建筑的门窗是与人接触最多的部位，苗族、侗族的先人们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集中进行了各种加工，如窗格加工美化成菱纹、步步锦、各种动植物及具有伦理意义的人物等千姿百态的窗格花纹，即使是两页大门，也要加上特制的门钉和兽形的门环。门下的石礅是承受门下轴的基石，基石露在门外面的部分可加工成狮子或作线脚处理，或雕圆鼓形。木柱下的垫石往往被加工成各种艺术形象，从简单的线脚、莲瓣到复杂的彭形、兽形，从简单的雕饰到多层的透雕、立雕，可谓五光十色，千变万化。

在建筑的各个部位和构件进行的加工，都是在不损害他们在建筑上所起结构作用的原则下，随着构件的原有形式进行，体现了苗族、侗族先人们把实用和审美巧妙结合的高超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