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是由古代百越的一支发展而来。这是当今研究历史的专家学者所公认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越》条目中称：“越人分布的范围，……按较通行的研究意见，主要应在今中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台湾、广东、广西、安微、湖南诸省、区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北部。”公元前218年，秦始皇派屠睢率兵50万南攻越人，其中一支驻潭城之岭，即今洪江市原黔阳县西南，会同县西北一带。说明会同、靖州、通道、绥宁等地是越人之地是无可释疑的。
1987年，怀化地区文物普查队在会同连山乡建设村渠水右岸坛子墙，发掘出距今5万年至10万年的旧石器遗趾，称“坛子墙遗址’’。在会同黄茅乡黄茅团村巫水右岸沙田东北，也发掘出距今约5万年至10万年的旧石器遗址，称“沙田遗址”。与周边的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所发掘的新旧石器遗址遥呼相应。这一地带的原始人类活动，不能说与越人毫无关系。文物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中，贺刚同志撰写的《南岭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关系》一文说道：“沅水、资水上游发现与珠江三角洲第二类群遗存文化内涵相近的遗址还是近几年的事情。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88～1990年连续三次对靖县斗篷坡遗址大规模的主动发掘，揭露面积近3500平方米，清理房基50余座、墓葬近500座及一批灰坑、灰沟和窑址等遗迹，复原陶器达1000多件。据初步整理，整个遗存可分为早、中、晚紧密衔接的三个时期及若干个小段，年代上限相当于屈家岭文化早中期之际（约距今5000年左右），下限在商代。遗存的总体特征是：流行排架式木构建筑，墓葬皆东西向，一次葬与二次葬并存。代表性的石器有梯形斧、短体小型锛、直背斜刃刀和长条形穿孔刀、凿、三棱体、扁棱体和柳叶形镞，及砺石、石球和石杵等。夹砂陶占陶器总数的90%以上，流行园底器、圈足器，并存少量缓平底器，不见三足器。器表装饰以绳纹和条文为大宗，早中期之际始出现拍印的方格纹、曲折纹、叶脉纹和粗放的云雷纹，并见少量划纹、锥点和指甲纹。盆、罐等器口沿面和颈部多见轮修后的凹凸旋棱。园底的釜、罐、钵、盆、碗、盘、杯和圈足的盘、罐、簋、豆、碗及乳突状纺轮、实心或空心的猪嘴状支脚等是陶器群中的典型器物。据调查，与斗蓬坡遗址文化内涵一致的遗存，在沅水上游还有靖县城关、太阳坪、通道县大荒遗址等处，资水上游的城步县西岩遗址亦属此列。斗蓬坡遗址本身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特点鲜明，它与其周邻地区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均有显著的区别，而与上文所述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第二类群遗存极为相似。鉴于后者迄今仍未予文化命名，并考虑到斗蓬坡文化遗存的典型性，我们已将其正式命名为“斗蓬坡文化”。
当我登门拜访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贺刚同志时，贺刚同志告诉我，“斗蓬坡文化”涵盖于湖南的靖州、通道、绥宁、洞口、城步、会同；贵州省的黎平、榕江、从江、锦屏、天柱、三穗、玉屏；广西的三江、龙胜、融水等广大侗族地区。”由此看来，会同侗族的族源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土著居民。即由原始人群而越人而侗族。二是从周边侗族地区迁来的侗族。如会同粟姓，根据攀龙乡小寨村（粟氏族谱》记载，“粟公实寰，遂通道之文坡，予五，各择乐土渠阳、黔阳。明初，荣贵子通魁，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徙居会同高溶……”。出生会同坪村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大将、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粟裕同志就是粟公实寰的二十九世孙；出生贵州天柱县侗族、现在文化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副研究馆员粟周熊同志，曾给我讲过多次，他的祖宗是从通道文坡迁居会同再迁居贵州天柱县的；他的第一故乡是通道侗族地区，第二故乡是会同侗族地区，第三故乡才是贵州天柱县侗族地区。查通道文坡，据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编撰的《通道县志》记载：文坡里包括下甲、黄张、田家、塘豹、木溪、园现团、寨脚、树团、绞坪、枫香、茶溪、土溪、铜鼓、旗帜坡、新寨、金甫团、八毫、茶寨等。其中，园现团、树团、枫香、八毫等地全系粟姓侗族村寨。原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栗海亮同志就是通道文坡里园现团侗族人。会同粟裕同志这一支粟姓人，是从通道侗族聚居区迁来的侗族是毫无疑问的；三是外民族和侗族结婚所生后代，久而久之变成侗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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