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词》本是居住在巴渝一带的巴人歌谣。这是学术界早已公认了的。问题是这古老的竹枝歌谣的形式仅是当今所见到的四句头山歌式么？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竹枝词》的发现，当然应首推顾况。但写定而登上文人诗坛，并开创一代诗体和诗风，应归功于刘禹锡。《竹枝词》形式的问题，也就出在刘禹锡。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
我们先看看刘禹锡是怎样写定《竹枝词》的：
刘禹锡作《竹枝词引》云：“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渝，知变风之自焉。”
《新唐书·刘禹锡》卷一百六十八云：“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词》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
《旧唐书·刘禹锡》卷一百六十八云：“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词。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乐府诗集》卷八十，“竹枝”条下序云：“竹枝本出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
《全唐诗》卷二十八、《杂曲歌辞·竹枝》序云：“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其音协黄钟羽，末如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
这几段史料，将刘禹锡发现《竹枝词》、熟悉《竹枝词》、写定《竹枝词》的过程及其原因，都说得很清楚了。刘禹锡发现《竹枝词》，可说是个意外的收获。
世界上的事情，都具有两重性。正如老子说的，“祸兮福所倚”。刘禹锡若不裹进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里去，就不会两次遭贬谪流放到“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在这“地居西南夷”的“苦楚”生活中，他“举目殊俗”，看到了“蛮俗好巫”，“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及“岁正月”，欢庆新春，“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的“土风”，甚至“或从事于其间”，与“蛮”和“里中儿”一道跳巫、迎神、祭祀、歌竹枝。白居易与刘禹锡是“诗友”，他很熟悉和了解刘禹锡。对刘禹锡创作的《竹枝词》，他非常赞赏，说刘禹锡之所以写出领一代诗风的《竹枝词》，是因为刘禹锡二十三年置身于竹枝发源地，观风土、察民俗、习夷语、唱俚歌。所谓“梦得能唱竹枝”，这是谁人也无法与之相比的。白居易自己也听唱过竹枝歌，如“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而且还写了不少《竹枝词》，但自认为艺术成就不如刘禹锡，不惜将刘禹锡推为“诗豪”，称“其诗在处应有神物护持”。所以说，刘禹锡能写定《竹枝词》风行诗坛，开创一代诗风，是政治斗争的“祸”，带来了诗歌创作艺术上的“福”。
由于刘禹锡谪居于巴山楚水“蛮”乡，与“蛮儿巴女”迎神跳巫歌竹枝，也就对这些“滛祠”竹枝歌产生了兴趣和情感，进行搜集、整理和鉴赏。而文人学士的身世，又使他摆脱不了世俗对民族民间俚歌“鄙陋”观念的羁縻。前面所列的几段史料，皆揭示出刘禹锡“以俚歌鄙陋”之见识。所谓“鄙陋”，既有内容上的问题，也有形式上的问题，内容上，不外乎是粗俗、撒野、荒诞不经，欠文雅；形式上，就是杂乱无章，不合诗律歌韵。正如汉朝王逸、宋朝朱熹论述屈原创作《九歌》，对待“沅湘之间”、“荆蛮陋俗”祭祀歌舞之乐观点，皆以其“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这样的歌舞乐章，怎能登文人诗坛“大雅之堂”呢？于是，只好学老祖宗，“乃依骚人九歌”，“更定其词，去其泰甚”，“作竹枝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屈原是按“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的原则，“更定其词，去其泰甚”的。而刘禹锡可能认为屈原采集了祭祀之歌舞，创作了《九歌》，也就不愿去步人后尘，便采集言风土人情之竹枝，按唐代诗歌绝句的格律和形式，创作了具有独特风格的《竹枝词》，以求在唐代诗坛上独树一帜。刘禹竭这种刻意求新的艺术追求，确实达到了目的。他的《竹枝词》一登上诗坛，给人以清新、质朴、明洁之感，尤其是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浓厚的民族色彩，光照了艺苑。万树《词律》声称，“竹枝之音，起于巴蜀，唐人所作，皆言蜀中风景，后人因效其体，于各地为之”。可见影响之大。但是，鲁迅先生说得好，竹枝“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
二
那么，“失去了”哪些“本来面目”呢？
首先是竹枝的名称。竹枝之名，是唐代诗人顾况、刘禹锡取的名字，不是原来的名字，原名应为“巴歌”，或“巴渝曲”。
巴歌，是古代巴人唱的歌谣。最早见于文字记载，应是《文选·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巴楚是邻国。巴常遭楚侵略，巴人常被楚俘去当“奴隶”，这是有史记载的。被俘虏的巴人，在楚郢都唱巴歌，激起了“巴奴”的民族情感，合者数千，可见巴歌之流行。可惜的是宋玉记得太简单了，没有将巴歌唱法录写下来。晋代常璩撰的《华阳国志》，对巴人所唱的巴歌记载较详，称巴师协助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可见巴歌还是种“军战歌”。他还记载了巴郡陈纪山为汉司隶校尉时，严明正直，受到京师称之，巴人歌颂，歌词曰：“筑室载直梁，国人以贞真，邪娱不扬目，枉行不动身，好轨辟乎远，理义协乎民。”这是用汉语译过来的最早的一首巴歌。可惜也没有写是怎样唱的。《隋书·地理志》记载得较具体了：“荆州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居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所谓“同俗”，是指其“蛮左”（巴人的别称），在丧葬时唱巴歌，为“邻里少年，各持弓箭，绕尸而歌，以箭扣弓为节”。唐代诗人韩翃写的《送巴州杨使君》诗中，继《隋书·地理志》描述，称“万里歌钟相庆时，巴童声（击）节渝儿舞”，指出巴歌唱时，要“击节”。许常《寄黔南李校书》诗称：“从戎巫峡外，吟兴更应多。郡响蛮江涨，山昏蜀雨过。公筵饶越味，俗土尚巴歌。”白傅《登城东古台》诗云：“巴歌久无声，巴宫没黄埃。”杜甫《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诗其二，将巴人唱的歌，称为“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李白却又称为“巴水歌”，只有刘禹锡将巴歌称为“竹枝”。
若我们进一步研究一下，刘禹锡为什么将巴人唱的巴歌，命名为“竹枝”呢？笔者觉得有两个原因。一是巴人在唱巴歌时，皆要“吹短笛”，或“持弓箭”，“以箭扣弓为节”，或敬神祭祀，巫师摇竹筒，或嫁娶扛竹枝挂鼓锣敲击，等等，以竹枝为歌节有关。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唱巴歌的遗俗，如土家族跳“摆手舞”，就吹用小竹枝做的“咚咚喹”；梯玛跳神，替人架桥接子、打路开关、“还傩愿”，就要手持带枝叶的竹枝，竹筒，摇舞跳歌；凤凰廪家田、杨两姓土家族，丧葬“打廪”、“跳牌”，巫师“流落”手执竹弹边跳边唱。刘禹锡大概见巴人唱巴歌时皆持竹枝为节，故取名竹枝。所以，日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盐谷温在他著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称，竹枝之名，大概是歌者执以节歌的。
将巴歌取名为竹枝的另一个原因，是刘禹锡依巴歌的唱法，歌中或煞尾有竹枝两字音的和声之故。唱巴歌有和声，这是有史可考的。前引《文选·宋玉对楚王问》，不是下里巴人唱巴歌，和者上千嘛！《花间集》载孙光宪录写的竹枝，其中有首是这样格式：
门前流水（竹枝）白苹花（女儿），
岸上无人（竹枝）小艇斜（女儿）；
商女经过（竹枝）江欲暮（女儿），
散抛残食（竹枝）饲神鸦（女儿）。
万树在《词律》一书中说，孙光宪词中，所用竹枝、女儿，乃歌时群相随和之声。万树的考证是正确无误的。巴人后裔土家族人，无论唱山歌、“摆手歌”、祭祀神歌、“哭嫁歌”等，皆有人“帮腔”，一人领唱，众人相和。只不过所和之声，与刘、孙那时听闻的音调不同而已。“竹枝”和“女儿”之音，肯定是用汉字记古巴语音的。孙光宪不懂“哑咬”的巴语，只好记音罢了。现在土家族唱的“摆手歌”，煞尾的和声“嗬嗬也”也不知是何意，只得记音而已。将歌照音调命名，刘禹锡不仅是竹枝，他写的《纥那曲》，也是依歌曲音调命名的嘛！如“杨柳郁青青，竹枝无限情，同郎一回顾，听唱纥那声”。据考，“纥那”就是唐代居住在朗州相邻的夜郎诸郡的仡佬族，直到清代修的沅陵、泸溪、古丈、乾州、凤凰等县厅志，都还记载有仡佬族居住的村寨、语言、风俗。刘禹锡不懂仡佬族语言，所以，只好“听唱纥那声”，并将其命名为“纥那曲”。现今，我们对那些无题无名的歌谣，也是依其曲调之音或唱法特点来命名。酉沅两水船工们，上下滩哼唱和呐喊的号子，不是被称为“酉水号子”、“沅水号子”么？
总之，笔者觉得刘禹锡将“巴歌”取名为竹枝，是按巴歌民族特点而取，避免了一般化，在唐代诗坛上标新立异，不流于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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