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鼓舞是湘西地区一种具有综合性的民族文化形态。苗族鼓舞是湘西苗族民间舞蹈的主要代表，最主要的语言特征是：第一，击鼓起舞；第二，击鼓伴舞。从文化传承与传播的角度来看，苗族舞蹈大多以乐器来命名，如铜鼓舞、木鼓舞、芦笙舞等，在这些舞种当中，以木鼓舞最古老，湘西苗族鼓舞属于木鼓舞。伴随着苗族文化的不断发展，苗族鼓舞的现代文化因素不断增强，成为独具民族风格的舞蹈艺术形式。正是因为其舞蹈的本质属性，2006年经文化部评审，湘西苗族鼓舞成为民间舞蹈中的首批非遗项目，项目类别为民间舞蹈，编号133号。
目前的苗族鼓舞主要分布于苗族聚居地区，如湖南、湖北、贵州、云南等地，以湘黔交界的武陵山区最为多见，为苗族鼓舞主要分布区。以湘西为例，在不同的县市与乡镇，苗族鼓舞又有着不同的表现内容与形式，我根据调查，将其分为保靖片区吕洞山型、古丈片区默戎型、凤凰片区山江型、吉首片区己略型和德夯型四种主要类型。基本特征分述如下。
一、湘西苗族鼓舞的主要类型及特征
吕洞山型苗族鼓舞以八合鼓、撼山鼓为代表，为群体鼓舞，一般不少于4面鼓，4人击鼓敲边，4人舞蹈，呈顺时针绕鼓而舞。参与主体属于女子鼓舞，将苗族武术动作与苗拳套路移植引进，加以改编创新，动作雄壮豪迈，富有气势，深受群众喜爱，目前仅葫芦一个乡镇，就有十余支苗族鼓舞队，2007年，有1000余人参加了湘西州成立50周年庆典的撼山鼓表演。吕洞山型苗族鼓舞的代表人物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洪富强。他是一位体育教师，熟悉苗族武术，在他退休以后，致力于苗族鼓舞的编导与创新。他说，八合鼓是他十几年前编导以后，逐年修改完善而成的。
默戎型苗族鼓舞处于古丈、保靖、吉首三地交界之地，以团圆鼓舞与四方鼓舞为代表。为群体鼓舞，参与主体属于男女混合鼓舞。团圆鼓舞只有一面鼓，置于活动中心，一人击鼓，众人围鼓而舞，因成团圆形状，故称团圆鼓舞。参与人数10人以上，舞蹈动作除了人的劳动生产动作外，有些鼓舞动作还模拟动物的动态与神态，如公鸡啄米、黄牛摆尾、猴子摘桃等。还有反映战争性动作的，如打四方、懒人挑水、雪花盖顶等。在调查中，发现此鼓舞动作有很多类似于土家族摆手舞动作，如大摆手、小摆手等。此地区有土家族居住，土家族摆手舞对于舞蹈者而言，并不陌生，这些动作，可能是土家族与苗族文化间的融合与吸收的结果。四方鼓是一种特殊的鼓，有四个面，跳舞时，一般两人一个鼓，围绕鼓而舞蹈，也有四个人围绕一面鼓跳舞的，每人一面，原地而舞。默戎型鼓舞的代表性传承人是龙彩莲。她跳的鼓舞柔美多姿，1955年，龙彩莲被选拔为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表演了苗族女子单人鼓舞并获得好评。
山江型苗族鼓舞主要分布在腊尔山地区乡镇，包括山江镇周边好友村、黄茅坪、马鞍山、大马等。以好友村的苗族鼓舞为代表，当地人称为花鼓。为男女混合型鼓舞，动作单纯古朴，变化不大，以模仿人类日常劳动生产与日常生活为主，如打谷子、薅草、割谷子、摘苞谷、砍柴、梳头发、推磨、炒菜等。山江型苗族鼓舞的代表性传承人是龙国安，好友村村民，苗族，家里是苗鼓世家，祖孙三代都是鼓舞高手，远近有名。在调查中，年过80岁的龙国安表示，现在的苗族鼓舞变化太多了，增加了过多的现代舞蹈动作，他认为这些新的鼓舞不是苗族传统的鼓舞，变形了，走样了。
吉首片区己略型和德夯型苗族鼓舞历史悠久，久负盛名。己略被称为苗鼓之乡，德夯被誉为天下鼓乡。己略靠近吕洞山地区，属于其苗族文化延展区，在苗族鼓舞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如以女子鼓舞为主。德夯型的鼓舞属于现代旅游语境下的文化旅游新产品，新样式，新节目。德夯20世纪80年代末作为景区开放以来，着力打造与开发苗族传统文化，其中重点打造的是苗族鼓舞，口号是《天下鼓乡》。其标志有：连续举办苗族鼓舞大赛，评选鼓王，目前已经评选出六代女鼓王，三代男猴儿鼓王；举行了鼓文化研究论坛；开办中国鼓文化博物馆；景点标志选择苗族鼓为主要形象标志。德夯型的鼓舞，既有女子单人鼓舞，又有女子群体鼓舞，还有男女混合鼓舞，有女子花鼓，有男子猴儿鼓，品类众多，丰富多彩，深受游客欢迎，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在吉首，苗族鼓舞已经进入广场舞行业，成为现代市民健身运动的普通项目。在吉首市乾州的世纪广场，每天都有市民在练习苗族鼓舞。吉首片区鼓舞的代表性传承人众多，老一代的有第一代鼓王龙英棠，第二代鼓王石顺民。新一代的鼓王有龙菊献、黄娟、杨欣、彭英生、时洁海。这些新生代鼓舞传承人，都是德夯旅游公司的员工，也是德夯艺术表演团的演员。
从以上分布与特征看，湘西州各地苗族鼓舞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造成各地明显的差异，也显示出苗族鼓舞的顽强生命力与创造力。
二、湘西苗族鼓舞的研究现状
对湘西苗族鼓舞的研究，早在20世纪40年代，凌纯声、芮逸夫在他们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就有涉猎与专门的研讨。苗族学者石启贵在他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中有更进一步的介绍。真正全面深入的研究，还是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苗族鼓舞的分类与历史与源流研究。
20世纪30年代，凌纯声、芮逸夫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A]，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52-162.）一书中根据人数把湘西苗族鼓舞分为单人舞和双人舞两种；根据使用槌与否，分为槌舞和拳舞，其中槌舞又分为梳头舞、插花舞等29种类别。
当代苗族研究学者吴荣臻、吴曙光在《苗族通史》里将苗族鼓舞分为“花鼓舞、猴儿鼓舞、团圆舞，形式上有单人舞、双人舞、四人舞、跳年舞”（吴荣臻，吴曙光，苗族通史（第四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432.）等。
吉首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唐志明教授将湘西苗族鼓舞分为男（女）单人鼓舞、双人鼓舞、凤凰花鼓、猴儿鼓舞、四人鼓舞、团圆鼓舞。（唐志明，浅论湘西苗鼓的文化特征及艺术特色[J]，中国音乐，2002（2），）
湘西苗族鼓舞分类研究作为一般性的研究内容，就湘西各县市现存的鼓舞情况来说，以男（女）单人鼓舞、双人鼓舞、凤凰花鼓、猴儿鼓舞、四人鼓舞、团圆鼓舞较为普遍。以上分类结果，可以看到湘西各地苗族鼓舞的差异性与不同的地域性风格，但由于分类标准不一，着眼点不一，因此分类出现多样化。
关于苗鼓的历史源流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作者有麻三山、王一波、罗婉红、龙庆凤、蒋波、蒋浩等人。从历史角度看，苗族祖先在迁徙时，实行的是“击鼓议事”的商议方式。在苗族祖先迁徙之际，每个支系都持有一个木鼓，以作联系之用。正如苗族《古老话》中描述的那样：“你击鼓，我应声，岔队要靠拢，拖后要紧跟。”在迁徙之后，它们会按照宗支来重建宗族，这些组织因鼓而得名，被称作“鼓社”。唐朝笔记小说《朝野佥载》中有这样的记载：“五溪蛮，父母死，于树外闾其尸，三年而葬，大鼓路歌，亲戚饮宴舞戏一月余。”这说明，苗族鼓舞成为苗族祭祀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事实上，在苗族的祭祀活动中，鼓舞是族民首先会跳的祭祀性舞蹈。麻三山的《历史记忆、文化展示与民族认同》（载《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12期），王一波等人的《浅析苗族鼓舞的起源和发展》（载《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8年1月），蒋波的《湘西苗族鼓舞的形成及其功能探析》（载《湖南农机》2006年11月）和罗婉红的硕士论文《湘西苗族鼓舞的生存现状与开发对策研究》分别从苗族鼓舞的历史起源、不同种类、发展现状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第二，关于苗族鼓舞的基本特征与艺术审美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最多，主要作者有李静、姚岚、罗婉红、肖灿、闻美华、唐志明、吴湘军、白晋湘、陆群等。作者多为吉首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与体育科学学院的教师。他们的论文从20世纪初开始进行苗族鼓舞的研究，探讨其节奏、舞蹈、音乐等方面的特征，主要运用舞蹈学、音乐学、体育学、艺术学等方法，如肖灿的《湘西苗族鼓舞艺术特点及当代发展》（载《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4月第4期），唐志明的《苗族猴儿鼓的生态生存及其艺术特征》（载《中国音乐》2007年第3期），罗婉红的《湘西苗族鼓舞的历史考察与分类特征研究》（载《怀化学院学报》2008年第12期），李静的《鼓之韵——湘西苗族鼓舞节奏特征分析》（载《艺术教育》2006年第7期），吴湘军、白晋湘、陆群的《湘西苗族鼓舞的文化特征及健身价值》（载《文史博览》2008年第7期）等，围绕湘西苗族鼓舞的表演形式、基本动作、鼓点节奏、文化特征、健身价值等方面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与阐释。
第三，关于苗族鼓舞的传承与保护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是在2005年以后，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工作而开始的，在非遗保护语境中，探讨了苗族鼓舞依存的文化生态的变迁、传承方式的改变、保护面临的新形势等，如吴绍东的《湘西苗族鼓舞文化生态变迁研究》（载《艺术科技》2012年12月）探讨了苗族鼓舞文化生态变迁的内涵，分析了鼓舞文化生态变迁的规律。李真的《论湘西苗族鼓舞的保护与开发》（载《怀化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认为，苗族鼓舞的保护，在当代应树立正确的保护观念并建立制度化的保障机制，恰当处理民族文化旅游与苗鼓艺术的关系、建立政府行为与苗族鼓舞之间的互动模式，最终达到保护与开发的目的。罗婉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苗族鼓舞的传承与发展——基于湘西州的考察》（载《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10月第5期）指出，在非遗保护的时代背景下，要调查研究苗族鼓舞的生存现状，了解湘西苗族鼓舞新的传承模式，从体育健身、文化旅游等价值尺度提出苗族鼓舞传承与发展的新对策，为苗族鼓舞的保护提供了新的视野。
第四，关于苗族鼓舞的开发应用研究。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鼓舞同样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从开发的角度进行研究，是目前非遗领域比较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宋彩珍、范宁霞的《苗族鼓舞在高校体育教育中的价值与发展——以吉首大学为例》（载《文史博览》2011年10月）一文对苗族鼓舞课程的价值与影响进行了探讨，提出在高校进行苗鼓传承，培养教师队伍、编写教材、加大对器材投入、利用现代教育教学手段等方法，促进苗族鼓舞的发展。丁洁、吴修林的《湘西苗族鼓舞艺术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载《广东农业科学》2010年第6期）深入探讨了湘西苗族鼓舞艺术在当代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具有的重要的作用，从开发的角度指出，苗族鼓舞具有重要的地方农村文化象征意义；有利于农民文化生活的多元化；有利于新农村文化建设骨干的培养；有利于新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孙玮、张小林《基于新媒体视角下湘西苗鼓文化的分析》一文指出，苗族鼓舞是武陵山苗族地区独特的舞蹈与健身艺术，在新的生产生活场景和新媒体传播时代，苗族鼓舞面临挑战与机遇并存局面。其新媒体整合营销传播创新策略包括：发挥新媒体直播优势，提升时效与影响力；借助微博和微信等新平台，发挥微传播力量，发挥新媒体技术优势，动态传播苗鼓文化；整合新旧媒体力量，形成传播优势互补；打破传播界限，通过新媒体扩大苗族鼓舞的影响力，逐步打造品牌。可以发现，很多作者在提到苗族鼓舞的保护与传承时，对于开发性保护显得比较谨慎。孙玮、张小林的文章则从新的视角，结合当下多媒体的发展趋势与优势，提出了可资借鉴的新思路、新举措。
综上所述，对于湘西苗族鼓舞的研究，成果较多，涵盖论文、专著、调研报告等方面，田野调查略显不足，研究视野略显狭窄，跨学科研究比较少见，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遗产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有较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不多，还有很多值得继续深入调查与研究的课题。比如关于湘西苗族鼓舞的地方性差异的研究，就显得不够，当然这需要实地调查。总之，湘西苗族鼓舞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研究与讨论的问题还很多。关于保护与开发的研究，许多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发表了许多富有建设性意义的建议，也在理论上推出了不少成果，苗族鼓舞的保护，最终还是一项具体的实践性工作，不仅要加强理论上的探讨，更要加强实践性的研究，实践性研究的前提就是要对保护对象的地方差异性进行全面的调查。
对湘西苗族鼓舞进行差异性研究，从地方知识出发，发现不同文化片区的差异性，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尤其是实施保护措施的形势下，具有紧迫性与必要性。探讨湘西苗族鼓舞的地方性，对保护湘西苗族鼓舞的科学性、完整性、活态性也提出了新的保护思路，可以启发我们展开思维，克服“一刀切”的习惯思维。（田茂军（吉首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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