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语的历史变迁

为什么周小舟书记如此肯定地说“就凭这种语言，土家是少数民族”呢？因为罗常培、杨成志、严学窘、潘光旦、王静如等一批著名民族学家、语言学家经过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后，都一致认为：“湘西土家语是土家人自己独特的语言。他们称自己的语言为‘比兹’，这个语言不同于汉语，更不是汉语的方言；也不是苗瑶语族的语言（包括和土家邻居的湘西苗及仡佬）；又不是侗傣语族的语言（包括和土家较远居的布依）。湘西土家语乃是在汉藏语系中属于藏缅语族，比较接近彝语的语言，甚至可以说是彝语支内的一个独立语言。”（王静如：《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见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内部刊物），1955。）土家族也的确自古就有自己民族的语言，自称其为（毕兹萨）”，即“土家语”。土家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土家语支。（关于土家语的语支，有学者认为接近于彝语支，我们认为应该是独立的土家语支。马学良、戴庆夏等所著《藏缅语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一书中也认为土家语是独立的土家语支。）

古代土家人不通汉语，完全以土家语作为日常的交际工具。虽然古代土家语的使用情况在汉文献中很少记载，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土家族的民间传说以及古代留下的地名、人名中能窥见一斑。在土家族地区留存的用土家语命名的地名可谓比比皆是，仅叶德书、向熙勤所著的《中国土家语地名考订》一书就收录了1640多个土家语地名。（叶德书、向熙勤：《中国土家语地名考订》，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据该书考订，在土家族地区，许多村级地名且不说，就连许多乡镇甚至县名也是土家语地名，如龙山县境内就有“桶车”即“窝水”）、“洗车”即“醋”）、“猛西湖”即“竹子多的山谷”）、“洛塔”即传说中的土家先祖“洛托”的转音）、“猛比”即“小竹子”）等乡镇；永顺县境内有“勺哈”即“三块平地”）、“首车”即“出产丝布的地方”）、“西米”即“海南杞李参树多的地方”）、“塔卧”即“田螺”）等乡镇；保靖县境内有“普戎”即“凤鸣之地”）、“比耳”即“小地方”）、古丈县境内有“茄通”即“山窝窝”）等乡镇；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有“索溪峪”即“大雾的山寨”）、慈利县有“岩泊渡”（“岩泊”即“石头”）；湖北省来凤县境内的“舍米湖”即“猴子多的地方”）、“革勒车”即“这里有水的地方”）、鹤峰县的“容美”即“妹妹”）、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境内的“磨市”即“盛产布匹的地方”）；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境内的“石耶”即“野兽出没的地方”）、“峨溶”即“银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境内的“车田”即“水田”）、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石柱”即“野兽出没的地方”）、“悦崃”即“种苏麻的地方”）、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境内的“桑柘”即“盛产丝布的地方”）；、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自治县境内的“峨岭”即“蛇岭”）、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境内的“夹石”即“枫香树多的地方”）、“客田”即“出产铧口的地方”）等乡镇的地名都是上家语地名的遗存。在湖南土家族民间世代传承的“梯玛神歌”、“舍巴日”、“毛古斯”、“哭嫁歌”、“咚咚喹”等史诗、传说和民族音乐舞蹈中也保留了大量的土家族语言信息，可以说土家族语言就是土家族文化的基本载体。如“梯玛”就是“敬神的人”，“舍巴日”就是“跳摆手”或“摆手舞”（小摆手），其中在“梯玛”唱词、“摆手歌”“哭嫁歌”中都保留了大量的古代土家语的词汇，如“梯玛”法事的第二场叫“服司妥”就是古代土家语，即“还愿”之意，而“马”、“骡子”等在现代土家语中就借用了汉语的称呼，而在“梯玛”唱词中却有相对应的土家语（马叫、骡子叫；“摆手歌”中的“补所”是指“哥哥”，而现代土家语则称为“阿阔”而“倮很第盖”一词就根本找不到相对应的现代土家语词汇（有学者只好将其译为“英雄故事”）；在“哭嫁歌”中也保留了大量的古代土家语亲属称谓，如称“爷爷”、“奶奶”分别为“母斯阿巴”、“母斯阿涅”，而现代土家语则分别称为“帕铺”、“阿玛，“妹妹”称为“阿惹来”，而现代土家语则称为“冗”；同治《保靖县志》和嘉庆《龙山县志》的《风俗》中都记录了土家语称钱为“库诺诺”。而清朝“改土归流”后都称为“铜钱”，等等；在“摆手舞”、“毛古斯”舞蹈中，大量的舞蹈语汇也都是土家语。

土家族古代历史上的许多人名也多是用土家语称呼。如传说中的土家族祖先“八部大神”就都是土家语称呼，他们分别叫（敖朝河舍）”、（西梯佬）”、（里都”）、（苏都）”、（那乌米）”、（拢此也夫苏耶冲）”、（西呵佬）、（借耶夫耶那黑列耶）”等都是有名无姓的土家语称呼；《摆手歌》中的（墨贴巴）”（即“天老爷”）、（糯贴巴）”（即“人老爷”）；《毛古斯》中的（沃必爹）”（即“私生子”）等也都是用土家语命名的。

土家语在历史典籍上出现最早的是明朝沈瓒编纂的《五溪蛮图志》中，记载了八个土家语词汇：“天言麦，地言母左，父言杷，母言叶，米言乌梭，盐言湿喇，茶言亚古，酒言热。”沈氏称这几个土家语单词为“山傜之言也”（（明）沈瓒：《五溪蛮图志》，67页，长沙，岳麓书社，2012。）。虽然说得不够准确，但沈瓒开了土家语记入古籍的先河。

清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段汝霖主编的《楚南苗志》载有429条土家语词汇，为载土家语词汇最多的古籍，并还明确标题《土人语言》。清乾隆十年（1745），即永顺土司“改土归流”后的17年，永顺第一任知县李瑾编写的第一部《永顺县志》中就记录了140余条土家语词汇，为地方志记录土家语之先河。清朝嘉庆二十三年（1818）版《龙山县志》里面记录182条土家语词汇，是记录土家语较多的一部县志，其中记录了土家语对钱的称谓为“库喏喏”，弥足珍贵。嘉庆二十五年（1820）木刻版严如煜编写的《苗防备览》中记录了140条土家语词汇。光绪三十三年（1907）版的《古丈坪厅志》记录了176个土家语单词，是记录土家语单词较多的县志之一。

土司时期也仅有少数土司、土官略懂汉语，日常交际仍以土家语为主，正如乾隆《永顺县志》所说：“土人言语呢喃难辨。”且很多土司的姓名也用土家语称呼，如永顺土司鼻祖彭士愁土家语就叫（墨贴送）”（即“天大的官”），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的土司姓名以土家语称呼者更是随处可见，如永顺宣慰司的“彭福石冲”，南渭州土司的“彭始主俾”、“彭惹即送”、“慨主俾”，驴迟洞长官司的“向达迪”、“向尔莫踵”、“向麦帖送”，田家洞长官司的“田麦依送”、“向麦和送”、“向麦答送”，保靖宣慰司的“彭药哈俾”、“彭南木杵”，两江口长官司的“彭莫古送”、“彭大虫可宜”，等等。可见，从上古时期直至清代前期“改土归流”，湖南土家族地区一直是用土家语作为最主要的交际工具的。清雍正年间在湖南土家族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湖南土家族地区“宪檄开义馆，选师儒，勤训迪，兼谕各乡随时导引。一切语言必照内地，并旧时陋习尽微微革除”。随着“改土归流”后湖南土家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商业和交通的不断发展，土家语使用的频率也在逐渐减少，土家人“能道官音者十有五六”了。

据20世纪50年代汪明禹教授《湘西土家概况》一文记载：“土家自称为‘比兹卡’，他们分布在湖南的西北、湖北的西南、四川的东南（今属重庆市——笔者注）和贵州的东北——湘、鄂、川（今属渝——笔者注）、黔四省接界的区域内。人口估计三十余万。在这个区域内，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家是聚居在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区境内，人口有二十四万以上。”（汪明禹：《湘西土家概况》，见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内部刊物），1955。）据当时学者的不完全统计，聚居在湘西境内的有超过20万土家人还能熟练地操土家语。因此，土家语也成为当时确认土家族为一个单一民族的重要依据。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至2010年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土家族人口已猛增至835.39万人。但是，与土家族人口迅猛增长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土家族语言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六十多年间，随着外来多元文化的不断渗透和影响，族际交往和族际通婚的日益频繁，土家语作为一种弱势语言消亡的速度更为加快。如今已只有龙山、永顺、保靖、古丈、泸溪等县境内的几十个乡镇村寨还有不足5万人可以使用或懂得土家语了，且多半是一些年过半百的老人还会操土家语，青年人和小孩使用和懂得土家语的已是少得可怜了。而湖北、重庆、贵州等省（市）境内的土家人已基本不会讲土家语了。因此，许多语言学家已将土家语列为深度濒危语言的范畴。

据叶德书先生研究，在湖南土家族地区操土家语的人群可以分为沿用型（即本民族内部或与外人接触都沿用土家语作为交际工具）、兼用型（即土家语和汉语兼用）和转用型（即在交通发达，经济、文化发展较快乡镇的土家人都转用了汉语，但仍使用一部分土家语单词和保留了大量的土家语地名）三种类型。（叶德书：《土家语常用口语半月通》，1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土家族语言的基本特征是有声调，无复辅音，复合元音较多，辅音韵尾较少，词汇以复音词为主，句子的基本语序为“主—谓”结构或“主—宾—谓”结构，名词和领格代词定语在被修饰语之前；形容词、数量词作定语在被修饰语之后；指示代词位于修饰的名词之前。

土家族语言分为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县境内，语言分歧不大，各地均能通话。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泸溪县潭溪乡境内的十几个村寨，（李敬忠：《泸溪土家语》，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其语音、词汇与北部方言差别较大，彼此之间不能通话。一般而言，土家语的南、北两个方言，分别以龙山苗儿滩镇星火村和泸溪县潭溪乡且己村为标准音点。土家语无论北部方言还是南部方言都主要由语音、词汇和语法三部分组成。